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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怎样说澳大利亚语（第1页）

第六章怎样说澳大利亚语

“请报上姓名、性别和年龄，先生。”略带羞怯、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的人口普查员站在门廊处。他拿了一沓子表格，手里摆弄着一支蓝色签字笔。

泰勒上校表情懊恼地开始陈述。他穿了一身奶白色亚麻套装。无论冬夏他都是身着套装，套装非常适合他高大的身架。他长着一张椭圆形的面孔，浓密的胡椒色八字胡，薄嘴唇，脸颊红润。浅棕色的头发梳向后面。泰勒全家以及所有仆人统统集中在前厅，就像是要拍合影。“我是查尔斯·泰勒上校，男，四十六岁。这是我的妻子丽贝卡·泰勒，女，四十四岁。”他指了指泰勒夫人。她瘦削，白皙，穿着长裙。“我们的儿子罗伊，男，十五岁。”罗伊玩着他的手机。他又高又瘦，穿着故意做旧的牛仔裤、T恤衫和运动鞋。“我们的女儿麦琪，女，十七岁。”麦琪不高，但很好看，有着圆圆的脸、蓝色的眼睛与金色的头发。她穿着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超短裙。

泰勒上校挺直身板加重语气说：“我是澳大利亚防务专员。我们是外交官，所以，我看你的人口普查不用把我们算在内，这栋房子里唯一可以写进你的调查报告的，是我家的仆人们。站门边上的那位是巴格瓦蒂，我们的司机兼园丁，男，五十二岁。我们有个女佣，香提，女，我想应该是十八岁。她这会儿不在。那位是拉姆，我们的厨师，男，二十五岁。另一位是托马斯，男，十四岁。就这些吧？”

“不行啊，先生，我得向你的仆人们问些问题。最新的人口普查制订了一个长长的问卷，包括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比如说你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吃什么样的食物，去过哪些城市，甚至还有……”他吃吃笑道，“你隔多长时间过一次**。”

泰勒夫人悄声对她丈夫说：“查尔斯，咱们别让拉姆还有托马斯在这种滑稽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你得把这个笨蛋弄走。”

泰勒上校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听着……不管老兄您的名字是什么，我的仆人们确实没时间回答你所有的问题。你干吗不拿上这包万宝路，去下一家调查呢？我敢肯定，在你整个的调查中落掉四个人，对你来说不成问题。”

人口普查员看看那包烟，舔了舔嘴唇。“唔……先生，你真是个好人。但你得知道，我这人不抽烟呐，先生。不过呢，要是你有一些黑牌威士忌……哪怕是红牌威士忌呢，我会很乐意帮你这个忙。先生，说到底，少了四滴水对海洋来说能有什么不同呢？没人会在意十亿人中少了那么四位！”他神经兮兮地笑起来。

泰勒上校鄙夷地白了人口普查员一眼，走进客厅，返回时手里拿着一瓶尊尼沃克红牌威士忌。“拿去，赶紧走人。再也别来烦我们。”

人口普查员向泰勒上校点头致意，“别担心，先生。十年内我是不会再来打扰您了。”他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泰勒夫人也很满意。“这些该死的印度人。”她笑着说，“给他们一瓶威士忌，他们会为你做任何事。”

巴格瓦蒂站在门边咧嘴傻笑，对刚刚发生的事情完全摸不着头脑。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老爷太太笑了，他就会跟着笑。拉姆也在咧嘴傻笑。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看见麦琪穿着超短裙，他就傻笑。

我是唯一没有笑的。就算我们这些仆人是些不入眼的小人物，不会在聚会上或家庭的重要场合被提及，但把我们从我们自己国家的人口统计中排除掉，也有点儿太欺负人了。我真希望泰勒一家能够打住他们“该死的印度人”那种自命不凡的腔调。自从我到这里后，这大概是我第五十次听到这种腔调了。每次听他们这么说，我都热血沸腾。好吧，就算邮递员、电工、修电话的还有巡警——现在又多了个人口普查员，都为了威士忌而不顾尊严，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印度人都是酒鬼。要是有一天我能向泰勒夫人直言我的看法就好了，不过我知道自己不会这样做。当你住在德里高尚社区的漂亮房子里，每天能吃上三顿热饭，还有工资，一千五百——没错，一千五百卢比一个月，你自然会学会吞下你的自尊。任何时候，当老爷太太笑了，你也会跟着笑。

公道地说，泰勒一家对我一直很不错。没多少人会雇用一个某一天从孟买跑来，就这么突然出现在自家门前的人。再说了，我的经历根本沾不上他们的边。沃上校是泰勒上校的前任的前任。泰勒家信安立甘教，与蒂莫西神父的罗马天主教会也毫无瓜葛。我被雇用纯属运气：他们刚刚辞退了一个做家务的仆人，急需再找个新的。

我与这个家庭在一起的十五个月里，他们至少打发走了五个仆人。这都因为泰勒上校是个“无所不知的人”。就好像天上有个全知的上帝，泰勒上校就是地上的这位。杰格迪什，园丁，从工棚里偷了化肥，泰勒上校知道。后果：第二天被解雇；席拉，女佣，从泰勒夫人的房间里捡了一只手镯，泰勒上校知道。后果：第二天被解雇；拉朱，厨师，夜里打开酒柜喝了些威士忌，泰勒上校知道。后果：第二天痛打一顿，解雇；阿贾伊，新的厨师，谋划着要偷钱，并在电话上把这事透露给了一个朋友，泰勒上校知道。后果：第二天被解雇，并叫警察逮捕了他和他的朋友；巴桑提，新任女佣，试穿了一下麦琪的裙子，泰勒上校知道。后果：没错，第二天被解雇。这些事情统统发生在紧关着的门后，死寂的深夜，或者旁边没有任何人的通话中，泰勒上校怎么会知道呢？这是个真正的谜。

我是唯一幸存下来的。我承认，我偶尔也会被诱惑，想从泰勒夫人的梳妆台上摸走些零钱，或者从冰箱里抓一块美味的瑞士巧克力，但我抑制住了这些强烈的冲动，因为我知道泰勒上校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再说，泰勒一家信任我。事实上，我的天主教徒的名字与英语也起了作用。除了两个月前受雇的香提之外，我是唯一得到许可能进入他们私人领地的。我可以进所有的卧室，也是唯一被允许看电视的仆人，偶尔还和罗伊在起居室玩玩任天游戏。但就连我也不被允许进入泰勒上校的办公室——那个被称作密室的房间。它是一个与主卧相连的小房间，有一扇坚固的褐色木门，外加厚厚的铁栅格防护。铁栅上了三道锁：两把小锁，一把特大的金色挂锁，上面标着“耶鲁已加固硼合金锁”。挂锁边的墙上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电子面板，上面画着一个骷髅头和两根骨头，还有个键盘，上面的数字从0到9。只有按对了密码，才能打开挂锁。假如你试图强行打开挂锁，就会被440伏特的电流电死。面板上有一盏小灯，房间锁着时就闪红光；泰勒上校进入房间时灯光就变成绿色。家里任何人都不得进入这个房间，就连泰勒夫人、麦琪，或者罗伊也不行。

与泰勒一家共处的时光帮助我忘却了那些在孟买的惨痛经历。桑塔拉姆和妮丽玛·库马里渐渐成为痛苦而遥远的记忆。最初几个月里，我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恐惧中；只要有警车闪着红灯从院外驶过，我就禁不住缩作一团。随着时间推移，被追捕的感觉渐渐消散了。我也时常想到谷迪雅，不知她后来的处境怎样了。但如果你没法将一个名字与一张具体的脸联系在一起，记忆就很难长久地保持下去。渐渐地，她消失在我往昔记忆的垃圾箱中。但我无法忘记萨利姆；我时常为抛下他而深感内疚，自责不已。我很想知道他一个人怎样应对生活，他是否仍旧在做饭包快递员。我强忍着不与他联系，担心因为找他会把我的行踪暴露给警察。

与泰勒家一起生活时，我学会了做澳式户外烤肉和奶酪火锅，成了调制鸡尾酒和用量杯量威士忌的能手。我尝到了从堪培拉直接进口的袋鼠肉排和鳄鱼馅饺子。我成为一个英式橄榄球、网球还有跟罗伊一起看的澳式橄榄球球迷。但即使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仍然搞不定澳大利亚口音。每天晚上，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练习像一个澳大利亚人那样说话：“喂，老兄，晚上‘跋’点印度‘焖’见。”我自说自话，哈哈大笑。

我特别喜欢跟泰勒夫人去商店买东西。家中大部分食品都是从澳洲进口的，但她也时不时去超市和可汗市场买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我们选购西班牙辣香肠、法国蓝莓乳酪、盐水酸黄瓜和橄榄油泡红椒。最来劲的日子就是泰勒夫人带麦琪和罗伊去儿童沃尔玛——世界上最大的儿童商店。那里衣服、玩具、自行车和录音带应有尽有。麦琪和罗伊买运动衫和牛仔裤，我就去骑免费的旋转木马。

罗伊和麦琪每个月都能收到一份杂志，名叫《澳洲地理》。我觉得这是地球上最棒的杂志。里面的一页页照片展示了那些世界上最绚丽迷人的地方，全都在澳大利亚：绵延数里的金色沙滩，可爱的棕榈树镶边的岛屿，海洋里满是鲸鱼和鲨鱼，城市里到处是摩天大楼。火山喷发出致命的熔岩，白雪覆盖的群山环抱着宁静的绿色山谷。十四岁这年，我唯一的渴望就是去看看这些美丽的地方。在我死之前能游历昆士兰州、塔斯马尼亚州和大堡礁。

我在泰勒家的生活称得上舒适，因为并没有多少活让我做。不像在女演员家，我是唯一的仆人。在这里有三个人分担家务。拉姆是厨师；厨房完全在他的管辖之下。香提负责收拾床铺浆洗衣物。我只管吸尘和清洁。有时，我也擦亮银餐具，在泰勒上校的藏书室码放图书，帮巴格瓦蒂修剪篱笆。我们几个全都住在与主屋相邻的仆人宿舍里；那儿有一大两小三个房间。巴格瓦蒂带着妻子和儿子住大间，香提独自住在第二间，我和拉姆合住第三间。房间里有一架双层床，我睡在上铺。

拉姆是个让人愉快的家伙。他四个月前来到泰勒家，是个很出色的厨师。他最拿手的是法国菜，之前曾在一个法国人家里做过。他会做三文鱼块和法式薄饼，还有烤虾，那是我最爱吃的菜。拉姆体格健美；他的脸——如果你忽略掉麻子——其实挺英俊的。他喜欢看印地语电影，最爱那类富有的女主角与穷困的男主角私奔的影片。我猜香提也喜欢拉姆。她看他的眼神，还有偶尔抛来的媚眼，让我觉得她是有意给拉姆一个信号。但拉姆并不在意香提；他爱上了另外一个人。他要我发誓绝不向任何人泄露此事，所以我不便提及她的名字。但我可以透露一点，她是个金发碧眼的美丽女孩。

虽说我住在仆人宿舍里，但泰勒一家待我几乎像是家里的一员。他们外出去麦当劳，总是记得给我买一份儿童套餐。罗伊和麦琪玩拼字游戏时，总是把我算在内。罗伊在电视间看板球比赛时，也会叫上我和他一起看——虽然每当澳大利亚队输了，他都表现得很恶劣。每次泰勒家从澳大利亚度假回来，总是特地给我带回个小礼物——有“我爱悉尼”字样的钥匙圈，或者印有搞笑句子的T恤衫。有时，这些仁心善举感动得我直掉眼泪。当我吃着伊丹乳酪，或者喝着根汁汽水时，我不免感到难以置信，那个曾在离此地不远的污秽的少年之家里，啃着黑硬的恰巴提、嚼着不好消化的炖菜的孤儿，与现在的我是同一个人吗？才不过是五年前的事啊。这种时候，我其实已开始幻想我是这个澳大利亚家庭的一员：罗摩·穆罕默德·泰勒。但当某个仆人遭到训斥，或者被解雇，当泰勒上校的手指点来点去，说“你这个该死的印度佬”时，我的梦幻世界便会轰然倒塌；我又开始觉得我就是一个杂种，从紧闭的窗口偷看一个根本就不属于我的奇幻世界。

但有样东西是真真切切属于我的，那就是钱——我所有的薪水都攒在一起，虽然我还不能看到或触摸它。经过与一连串仆人的不愉快经历后，泰勒上校决定不按月付我工钱，因为我还未成年。每个月他只给我五十卢比零花钱，余下的钱由他替我存起来。只有当我们的雇佣关系结束时，我才能领到这笔钱。而且是在我表现良好的前提下。否则的话，就得像拉朱和阿贾伊一样，两手空空地走人。拉姆和我不同，每个月都领到工钱。整整两千卢比呢。他已经攒了八千卢比，仔细地藏在床垫的一个洞里。我身上只有一百卢比，但我有一个小小的红色日记本，上面记着每个月的工钱。比如到今天为止，泰勒家欠我两万两千五百卢比。仅仅是想到拥有这么多的钱，我就高兴得发晕。每天夜里，我都会梦见自己正在《澳洲地理》杂志上的那些地方游玩。拉姆的野心就更大了。他梦想娶一个白人女孩，在悉尼度蜜月，开一家法式餐厅连锁店，卖鹿肉和法式焦糖布丁。

街上收购旧货的人——也就是废品小贩来了。泰勒夫人将过去六个月积攒起来的所有报纸杂志都卖给了他。买这些报刊至少花了一万卢比，但卖掉时却只值十五卢比一公斤。拉姆和我将成捆的《印度时报》《印度快报》《先锋报》《印度先驱报》提了出来。我们还搬出来成堆的《今日印度》《菲米娜》《大都会》和《澳洲人》。废品小贩用他那脏兮兮的磅秤过重量。

罗伊突然冒了出来，他问母亲：“干什么呢？”

“没什么。我们正在清理屋子里的废印刷品。”她回答说。

“噢，是吗？”他说着消失在屋子里。五分钟后，他抱着三十本《澳洲地理》走了出来。我惊得下巴差点儿掉下来。罗伊怎么会想起来卖掉这些杂志？

但在我能出声阻止之前，废品小贩已经将这些豪华杂志上了秤。“这些一共六公斤。我应该付给你九十五卢比。”他对罗伊说；男孩点头应允。交易结束了。我飞奔回我的房间。

废品小贩刚一离开房子，我就追了上去，在路上截住了他。“很抱歉，可是夫人想要回这些杂志。”我对他说。

“太糟了，”他耸耸肩，“我已经买下来了。这些纸张质量一等，可以卖个好价钱呢。”结果我不得不忍痛将自己那一百卢比全给了他，拿回了《澳洲地理》。现在它们归我所有了。那天晚上，我将它们统统摊开在我小小的房间里，贪婪地看着那些图片。山峦和海滩、水母和龙虾、笑翠鸟和袋鼠在我眼前一一掠过。不知为什么，这些奇妙的地方今天似乎离我近了不少。也许，当这些杂志实实在在为我拥有时，便意味着我心里也同时拥有了杂志内容的小小一部分。

本月还发生了另一件值得提及的事。卫星电视首次开播《捕谍者》。这部电视连续剧是1980年拍摄的，当时在澳大利亚引起轰动。电视剧讲述了一位名叫史蒂夫·诺兰的澳大利亚警官抓捕间谍的故事。泰勒上校完全被它迷住了。平时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自己呆在密室里，只在吃晚饭时才出来。但现在到了星期三晚上，他会坐在电视间里，手拿矮瓶福士啤酒，看史蒂夫·诺兰抓捕某个正在向俄国一个叫做克格勃的组织出卖机密的卑鄙外国人（就是所谓“左仔”）。我喜欢这部电视剧，因为里面有飞车撞击、死亡特技和那些酷毙了的小配件，比如一支钢笔同时还是微型照相机，一台磁带录音机变成了一把枪。我被史蒂夫·诺兰的车迷得神魂颠倒——那是一辆鲜红的法拉利，在马路上飞驰如火箭。

泰勒家的花园宴会在每年夏季定期举办，但今天的宴会却是特地办来表示对一位来印度访问的澳大利亚将军的敬意；甚至连H.C——大使先生——也将光临。拉姆和我，甚至包括巴格瓦蒂，都破天荒地第一次打扮得人模人样——穿着一尘不染的、缀有金色圆形纽扣的白色制服，戴着白手套，穿着黑鞋子。大大的白色头巾后结着个小尾巴，很不舒服地扣在我们小小的脑袋上。这是婚礼上新郎的打扮，只不过我们不是骑在马背上的新郎，更像是豪华花园宴会上的高级服务员。

客人们陆续到达。泰勒上校站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迎接他们。他穿着一套浅蓝色西装。拉姆忙着将鸡肉、猪肉、鱼和羊肉串成串，放在烧烤炉上烤。巴格瓦蒂端着银托盘为宾客们送上鸡尾酒。我负责吧台，因为只有我知道宾客们点的是加苏打水的堪培利开胃酒还是血腥玛丽。香提在厨房里帮忙；就连她也脱掉了平常穿的纱丽，换了条时髦的裙子。

客人大多是来自其他使馆的白人，也有个别印度人，几个记者和一些国防部的官员。白人们喝翠鸟牌啤酒和鸡尾酒。印度人，一如往常，只点黑牌威士忌。

花园宴会的谈话进入了两个主题。印度人谈论政治和板球。外交官和驻外人员则低声交换着有关他们仆人、同僚的八卦，抱怨炎热的天气。“要热死人了，真希望能放几天假。”“我的女佣前几天和园丁一起跑了。那可是在我给他们俩都加了工钱之后。”“现在这世道要找个好帮手太难了。这些该死的仆人大部分都是贼。”

大使偕同一位仪容讲究的男子到了。听说他就是将军。他们的到来引发了一阵忙乱。泰勒夫人为了迎接大使，匆忙间差点儿摔了个跟头。亲吻与掌声无数。泰勒上校看上去很开心：宴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大约十一点，客人们大都离去了，只剩两个印度记者和一位名叫吉凡·库马尔的国防部官员，还坐在那儿啜饮他们的第十杯尊尼沃克。泰勒夫人鄙夷地看着他们。“查尔斯，”她对丈夫说，“你干吗非得请这些讨厌的记者？他们总是赖到最后才走。”

泰勒上校随声附和着。那位国防部官员——一个黑皮肤的肥壮男人，东倒西歪地走进屋子，“我们可以谈谈吗，泰勒先生？”他说着便往屋外走，泰勒上校赶紧跟着他走了出去。

午夜已过，拉姆仍然无法入睡。我听见他在床上辗转反侧。

“怎么回事，拉姆？你今晚不打算睡觉了？”我问他。

“我怎么睡得着，托马斯？我的心上人在折磨我。”

“你这个傻瓜。我告诉你多少次，别做白日梦了。如果泰勒上校发现这件事，他会宰了你的。”

“相爱的人必须时刻准备着为他们的爱情牺牲自己。不过我现在至少拥有了一件我爱人的东西。”

“什么？你拿到什么了？”我从上铺爬下来。

“嘘……你必须发誓不告诉任何人，我才能给你看。”

“我发誓，我发誓。现在快给我看你拿到了什么东西。”

拉姆将手伸进枕头下面，抽出来一块红色织物。他把它凑近鼻端，深深地嗅了起来。甚至我都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水味。

“这是什么？给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