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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四十三章 伤痛（第1页）

哥廷根大学里，李谕碰到不少袖管空空的学生，整体情况比剑桥还要差一点。

希尔伯特看到李谕后说：“李谕院士，你能来真是好极了！我刚给新上任的科学、艺术与公共教育部长写了一封信，希望聘请客座教授来哥廷根讲学。我为此申请了5000马克的费用，后来追加到一万马克，不过现在好像马克都不够，通货膨胀太可怕了。”

李谕笑道：“我正好在巴黎，顺路过来，不需要什么经费。而且我没有那么擅长纯数学。”

“巴黎？那里现在是个政客集中的地方，讨论着如何瓜分整个欧洲，我可不感兴趣，”希尔伯特说，然后指着前面的一座讲堂，“今天有一场数学讲座，战争结束后，数学难得回归到校园中，我自己都很想知道四年过后，会不会有什么新进展。”

“非常乐意欣赏人类真正的智慧。”李谕说。

希尔伯特看了看怀表，“还有时间，我们再等五分钟，艾米·诺特要讲完课了。”

——就是那位提出大名鼎鼎诺特定理的女数学家。

李谕说：“哥廷根很开放嘛，已经允许女讲师的存在。”

“费了好大劲才争取来的，”希尔伯特感叹道，“三年前，诺特就受克莱因主任之邀来到了哥廷根。我当时很想给她安排一个教职，但被哲学教授会议上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驳回了。”

李谕纳闷道：“聘任数学讲师，和语言学家有什么关系？”

希尔伯特解释说：“哥廷根大学的数学系现在仍然划归在哲学系。语言学、历史学也同在哲学系。我们聘请教授，必须经过哲学教授会议的批准。不过他们对女人的偏见太大，多次要求全被驳回。我简直无法想象候选人的性别竟成了反对诺特升任讲师的理由。他们似乎忘了这里是大学而不是洗澡堂！”

欧洲大学对女性目前都有偏见，德国在其中最为保守。

李谕说：“我在巴黎看了几本科学期刊，好像诺特女士去年提出了极有创造性的诺特定理，写了一篇非常有价值的论文。”

“是的，她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希尔伯特说，“否则他们还是不能接受一个女讲师的存在。”

没多久，艾米·诺特从教室中走了出来，对希尔伯特说：“教授，您在等我？”

“走吧，一起去听听有什么新鲜东西。我希望四年后，哥廷根的数学依旧没有落后，”希尔伯特吸了一口烟斗，又说，“对了，这位就是李谕先生。”

艾米·诺特崇拜地说：“院士先生，见到您太荣幸了！”

李谕笑道：“我也很荣幸能见到一位如同玛丽·居里般优秀女数学家。”

“我怎么能与居里女士相提并论。”艾米·诺特谦虚道。

艾米·诺特话不多，性格有点内敛，在一个基本全是男性的校园里，她只能如此。

诺特的成就不低，不过二十世纪搞数学出名的没有搞物理出名的多，物理上的炸裂发现太多，数学则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波澜不惊地前行，深藏功与名。

几人来到数学报告厅，外尔早就到了，但克莱因由于身体的缘故没有出席。

李谕问道：“今天的讲座是什么内容？”

希尔伯特看了看报告单：“一位来自挪威的数学家布朗准备讲一讲哥德巴赫猜想。真是令人激动，自从1900年我在23个问题中提出它后，一直毫无进展。”

——1900年真是有史以来最能立flag的一年。

艾米·诺特和外尔也表现得很期待。

唯独李谕感觉有点头大，这完全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哥德巴赫猜想应该不用过多介绍，名气太大，就简要说几个关键点。

当年哥德巴赫给欧拉的信中最先提出了他的猜想：“任一大于5的整数都可写成三个质数之和。”

（注：这是现代说法，因为欧拉的时代，1还是素数。哥德巴赫的原初版本是：任一大于2的整数都可写成三个质数之和。不用在意这种细节。）

然后欧拉大神看了哥德巴赫的信后表示：我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质数之和。

欧拉大神的说法就是最广为流传的哥德巴赫猜想。严格点可以称作“强哥德巴赫猜想”，也叫关于偶数的哥德巴赫猜想。

有强自然有弱，“弱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任一大于5的奇数都可以写成三个素数之和。

“强哥德巴赫猜想”显然要难得多，它如果成立，“弱哥德巴赫猜想”自然也成立。

多提一句，2013年时，“弱哥德巴赫猜想”已经被秘鲁的数学家哈罗德证明了。过程挺有意思，他首先证明了大于10的30次方的奇数都可以写成三个素数之和；然后借用计算机，一个个验证了小于10的30次方的所有奇数。多亏了计算机算力够强。

李谕并不太了解布朗这位数学家，也听不懂极端深奥的数论，只是大体知道，布朗通过改进埃拉托斯特尼的筛法，得出一个结论：所有充分大的偶数都能表示成两个数之和，并且这两个数的素因数的个数都不超过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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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30=2×3×5，有三个质因数）

换句话说就是：所有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不超过9个素数的乘积+不超过9个素数的乘积。

简要表达就是：“9+9”。

这就是为什么听到哥德巴赫猜想就老有人提“1+1”的原因，这是最终目标。

（记得小时候上课时老师说证明1+1就是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就是最厉害的数学家。那时候老纳闷了，这有什么好证的？

——额，不过好像罗素为了证明1+1还是用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公理化语言，长达数百页，也不是寻常人能看懂的。）

反正布朗开辟了一条路，他本人也证明了9+9。

此后的数学家不断前进，1924年，德国的数学家证明了“7+7”；

1956年我国的王元证明了“3+4”；稍后证明了“3+3”和“2+3”。

在这条路上最成功的肯定就是陈景润的“1+2”。

据说这已是筛法的极限，想完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必须找新的数学方法，不知要何年何月。

李谕早就跟不上布朗的演讲内容，等他讲完后，所有人激动鼓掌时，李谕才跟上了节奏。

希尔伯特上台，激动地说：“在国家生活中，每一个国家，只有当它同邻国协调一致、和睦相处，才能繁荣昌盛；国家的利益，不仅要求在每个国家内部，而且要求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建立普遍的秩序——在科学生活中亦是如此。

“布朗先生的成果非常重要。时隔多年，我又看到了美妙的公理方法，而非弹道的计算图。我相信，凡服从于科学思维的一切知识，只要准备发展成一门理论，就必然要受公理方法的支配，受数学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