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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3章 出游博物馆之殇（第1页）

省博物院该院区占地面积126亩，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馆藏文物17万余件（套），尤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及石刻最具特色。基本陈列《泱泱华夏择中建都》展和专题陈列《明清故意》《中原古代石刻艺术展》《丹淅吉金——中原楚国青铜艺术》《巧工遗珍——院藏明清珍宝展》《出彩中原——红色文化陈列》及《国宝特展》。并有与展览相配套的“社会教育体验厅”和“华夏古乐厅”。

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包括：贾湖骨笛、妇好鸮尊、云纹铜禁、杜岭方鼎、莲鹤方壶、玉柄铁剑、武则天金简、四神云气图壁画、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博物院，位于成立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民国十二年夏，新郑一士李锐打井，无意间打出一座古墓，发掘出100多件青铜器。北洋陆军14师师长闻讯后向吴佩孚禀报。吴佩孚命令该师长将出土文物运至开封妥善保管。

民国十六年6月，为了更好的保存这批文物，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临时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何日章三人为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筹建于开封三圣庙街政学堂和总督衙门旧址，是为博物院发轫之始。

民国十七年5月，原省政府将省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民国十九年12月1日，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省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民国二十年1月20日，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发扬固有文化，提倡学术研究，增长民众知识，促进社会文明”。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民国二十六年11月24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确保文物安全，于将原博物馆所藏文物精选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装68箱，用了三天时间运往汉口法租界租房保存。民国二十七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外寇的劫掠和破坏。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民国二十七年9月，汉口沦陷之前，这批文物又被迫转移至重庆。

民国二十九年，省博物馆被更名为“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民国三十四年，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当局控制下的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当时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民国三十七年，解放了古都开封。当地政府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原河南博物馆文物中的珍贵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装38箱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部分文物藏品一起运往台省，后成为台省历史博物馆的主要藏品，其余30箱由军管会接管。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民国十九年至民国二十五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民国十二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民国十四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民国二十三年、民国二十四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丰富和提高了该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因为该馆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我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豫省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省博物馆一度由开封迁至省会，因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而展览难以为继，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尤其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像。后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博物馆合并，成立省博物馆后增设河南博物院民俗馆。

博物院新院建设，面积19万平方米，投资约30亿，位于象湖东侧。

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乏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立国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省博物院重振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为了配合博物院建设，发挥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博物馆在民国十九年至民国二十六年的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博物馆"已初具规模。

民国二十六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历史陈列展》，集中反映了古代历史概况。

近年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

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古代石刻艺术》《古代玉器》《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尤其是《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国内、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二十五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华夏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华夏珍宝展览》，《华夏历代陶俑艺术展》，《黄河文明展》，《华夏历代陶俑艺术展》，《省文物展》，《华夏汉代文明展，）《史前文物展》，《帝王的文明展》，《华夏帝王展》，《人与神展》，《大黄河文明展》等。

博物院是首次引入“虚拟公社”的概念，以九大镇院之宝为原型，进行二次虚拟形象创作，从世界观架构到虚拟世界，从形象创作到故事情节，通过新的方式向世人展示文物的起源和历史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