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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35章 作风问题要严惩（第1页）

他这番话，既回避了直接的表态，又巧妙地将他所推动的战略重点与岗位要求联系起来，暗示了人选需要具备支持这些重点工作的能力和意愿。这实际上是在不动声色地施加自己的影响力。

梁群山听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有立刻评价。

陶治国则微微颔首，表示认可李东沐的分析角度。

在这个基调下，常委会没有就发改委主任人选做出最终决定，梁群山提议“再酝酿一下，下次会议再议”。

这既是惯例，也说明了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的难度。

李东沐知道，自己成功地将一种更综合、更具战略性的考量植入了讨论，为后续的博弈留下了空间。

人事议题暂告一段落，另一条战线——司法核查，则以一种更隐秘的方式推进着。

关于那桩与鼎峰集团可能存在关联的旧案，最高法有了反馈，要求河东省配合深入核查的消息，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流传。省高院院长按照指示，组织了绝对可靠的人员，在外界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开始了更细致的调查，主要是梳理当年的资金流向和寻找可能知情的相关人员。

李东沐没有直接干预核查过程，但却加强了对全省政法系统，特别是法院系统工作的关注。

他提议并推动省高院启动了“提升案件审判质量，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评查活动，重点抽查近年来涉及国有资产、金融借贷、重大项目投资等领域的案件。

这项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响应上级优化营商环境的号召，提升司法保障水平，但客观上，也为更深入地梳理类似线索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掩护。

就在他全神贯注于应对高层博弈和隐秘调查时，一个来自企业界的消息，引起了他的警觉。

通过招商引资渠道引入的一家专注于半导体材料研发的高科技企业“华芯科技”，其董事长周为民在一次私下会面中，向李东沐透露了一个担忧。

“李书记，非常感谢晋阳市对我们项目的支持，土地、政策都让我们非常满意。但是……”

“最近我们在推进项目前期工作时，感觉到有些些不太顺畅的地方。”

周为民是一位有着海外背景的科学家型企业家，说话比较直接。

“哦？具体是哪些方面？”李东沐关切地问。

“主要是和一些职能部门打交道的时候存在这些问题。比如规划许可的某个环节，环保评估的某个标准，明明符合规定，但经办人员总是会提出一些额外的、或者说比较模糊的要求，让我们反复补充材料，或者暗示需要‘沟通’。”

“当然，倒也不是明目张胆地索要什么，就是拖着你，让你使不上劲的感觉。我们是从南方过来的，对北方的营商环境还需要适应，但这样下去，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投产进度。”

李东沐的脸色沉了下来，在晋阳推行了这么久的优化营商环境，可没想到这些情况依然存在。

他深知，这种“软钉子”、“中梗阻”，往往比明目张胆的腐败更令人头疼，它消耗的是企业的耐心和信心，损害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和地方的竞争力。

“周董，感谢你坦诚相告。晋阳市委市政府改善营商环境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李东沐语气严肃。

“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会亲自过问。方便的话，可以把你遇到的具体问题、涉及的部门和环节，列一个清单，越详细越好。我向你保证，一定会给你一个明确的交代，绝不会让任何软阻力影响你们在晋阳的发展！”

送走周为民，李东沐立刻把市长周卫国和市纪委书记请到了办公室。

“华芯科技遇到的情况，恐怕不是个例。这反映出部分干部，还存在官僚主义、衙门作风，甚至可能潜藏着吃拿卡要的歪风邪气！这种软腐败，危害极大！”李东沐强硬的说道。

他指示周卫国：“卫国市长，你亲自抓一下，成立一个由政府办、督查局、营商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就以华芯科技反映的问题为切入点，对涉及的项目审批、行政许可等环节进行一次暗访和倒查。不管涉及到哪个部门、哪个人，一旦查实存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甚至暗示索贿的行为，坚决处理，绝不姑息。”

“记住，务必抓几个典型，公开曝光！”

随后，他又对纪委书记说：“纪委要同步介入，注意发现这背后是否存在利益勾连和腐败问题。我们要用雷霆手段，坚决铲除这种阻碍发展的毒瘤！”

李东沐的震怒和果断部署，立刻在晋阳市的官僚体系中掀起了一场风暴。

联合调查组迅速行动，华芯科技项目审批流程中的几个“卡点”很快被锁定，涉及到的几名科级干部被停职调查。

初步查明，其中一人确实存在故意拖延、暗示需要“打点”的行为。

这场针对“软腐败”的突击整治，效果立竿见影。晋阳市各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和精神风貌为之一振。华芯科技的董事长周为民特意打来电话，欣喜地表示后续手续办理顺畅无比，盛赞晋阳的营商环境改善速度。

这件事也给李东沐提了个醒。在高层进行战略谋划和权力博弈的同时，基层的吏治和作风，同样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他决定，将优化营商环境、整治“中梗阻”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持续抓下去。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省高院那边的秘密核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顺着一笔可疑的资金流向，竟然追查到了省城投集团下属一家子公司的一位已经退休多年的前财务主管。

这位老财务主管，在核查人员找到他时，显得十分惊慌，虽然一开始矢口否认，但在强大的心理压力和确凿的银行流水证据面前，最终承认，当年曾按照“上面”的指示，违规操作，将一笔资金通过复杂渠道转出，但他声称自己只是执行者，并不清楚资金的最终去向和真实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