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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8章 不速之客（第1页）

澄田智卡着点抵达餐馆，阵势不小，秘书、助理还有几位干事、安保，约莫有十多人，再加上卢灿带来的七八个人，瞬间将小川家私菜馆填满。

“澄田先生，很高兴见到你！”

“卢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

卢灿和澄田智，在二阶俊博的介绍下，相互握手问候。

澄田智具有典型的东洋二十年代生人的特点：个头不高，偏胖，花白头发向后梳理得一丝不苟，举止看起来很严肃，有些官僚做派。这也能理解，毕竟澄田智是大藏省空降到日银集团的官员！

只是，对方的脸色看起来有些板，让卢灿有些不解。

不过很快，他就知道原因所在。

遂后，二阶俊博和山田屿之各自代表一方，又将双方参与会面的人介绍一遍。

卢灿的目光落在澄田智身侧的中年人身上——日银集团常务副总裁三重野康！

他竟然也来了？卢灿一愣，着实有些意外！也明白澄田智有些不悦的原因所在——不是针对己方，而是他的“同伴”三重野康！

与绝大多数企业一样，日银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

如果只是简单划分的话，日银集团内部大约能分为“日银王子系”和“大藏省系”两大主流派系，分别代表着“55体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两大思想，彼此之间并不和睦。

1945年东洋战败投降，麦皇成为列岛的主人。由于东洋央行在战时基本沦为印钞机，在一帮野兽们的竭泽而渔之后，战后初期东洋经济濒临崩溃。这时，麦皇亟需一位找一位猛人来重建东洋央行，也就是今天的日银，试图恢复经济建设和金融秩序。

麦皇选择了一个叫做“一万田尚登”的人来重组央行。

这人在二十年代曾常驻德国，亲身参与过魏玛共和国与恶性通胀的对抗，是个有经验的老司机。

一万田尚登确实是个猛人，无愧于麦皇的信任，他一方面严厉打击各种投机手段，稳定物价，一方面借助美元的强势，以严苛的方式挂钩美元，来稳定日元汇率，一举压下日元贬值的潮头。

这一系列操作让麦皇非常满意，每次一万田来访，他都让副官亲自迎接。时间久了，一万田成了东洋王公贵族觐见麦皇的桥梁，于是，大家给他上了个尊号叫“法王”。

法王本人极度厌恶通胀，主张对货币汇率进行严格控制，不能轻易放开汇率。此后的日银总裁佐佐木直、前川春雄等，都深受他的“严控货币”的思想影响，被称之为“法王后裔”。于是，这一派系的人也就有了“日银王子系”之称。

在外界看来，日银王子系是保守经济主义的代表。

与之相对应的，自然就是“新经济自由主义”，而这一类日银集团高层，绝大多数出自于大藏省，因而又有“大藏系”之称。

日银成立于1882年，很长一段时间，日银都是独立的金融机构，并不听命于政府。

改变出现在1942年，为了给战争提供援助，为东洋续命，这一年，在天皇的许可下，内阁通过《东洋银行法》法案，使得日银归属于大藏省名下，为战争输血。

战争结束后，一万田尚登一直想要废除银行法案，摆脱大藏省的控制。

就在他即将成功之际，朝鲜战争爆发，麦皇的想法突然发生180度转向——他需要东洋列岛实施举国经济，支援朝鲜半岛战争。

这一变化产生一系列深远的影响，不仅打破了法王的央行独立美梦，更导致一批双手沾血的战犯逃脱审判回归政坛，譬如岸信介，又譬如“55体制”。

度娘上的“55体制”解释太复杂，简单一句话可概括为这是一种“政、官、财”三位一体的决策机制。再详细一些的解释，即以财界意志为基础，以党派（自民党）为政治代表，通过立法、行政等措施，由政府机构付诸实施的“政官财”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

“55体制”是各方妥协的体制，这一体制下，大藏省最为获利，成为内阁最为耀眼的部门没有之一，甚至连首相都要看大藏省的脸色行事，大藏省也有“藏相”之称。

也因此，大藏省对央行的控制变得更强，从1954年开始，连续三届日银总裁都是大藏省官员，从而培育出日银集团内部庞大的“大藏系”势力。

日银王子系的核心诉求是，加强对日元汇率管控，对经济发展进行严格掌控，同时还希望摆脱大藏省对日银的控制。

大藏系的诉求与之完全不同，他们更希望宽松的汇率制度来促进市场发展，央行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剂、调节器，而不是控制器，对于央行的控制权，自然更不愿意放手。

到1969年，佐佐木直担任日银总裁，日银王子系逐渐翻身。

佐佐木直弄出一个“窗口指导”来打破大藏省控制。

所谓“窗口指导”其实就是日银高层对汇率、投资以及贷款的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

这一做法，明显是奔着大藏系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市场决定经济那一套去的。

这两大派系之间的矛盾，持续多年，在东洋并不是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