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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世界和平大使帕麦斯顿（第2页）

为了能够让亚瑟好自为之，帕麦斯顿转而又开始与亚瑟聊起了当年《天主教解放法案》背后的故事。

“亚瑟，你知道吗？其实相较于达拉莫伯爵和布鲁厄姆勋爵，咱们俩的性格和脾气其实更相近。我们都对于手头的工作充满了无限的热情，喜欢脚踏实地做事多过耍嘴皮子。但是，就是因为咱们这样的性格，所以外界对咱们误解颇多。”

亚瑟搞不明白帕麦斯顿今天到底是哪根神经搭错了，先是对他一顿阴阳怪气，结果现在又开始和他攀起了交情。

不过，如果事情不像威灵顿公爵和皮尔爵士私下里形容的那么糟，亚瑟倒也不介意陪着这位外交大臣演演戏，毕竟戴维·厄克特的“神来之笔”本就不在他的计划中，他还没准备好这么快就与帕麦斯顿掀桌子。

尤其是考虑到这家伙未来存在成为首相的可能性的前提下，直接闹到没法收场确实不明智。

但是鉴于帕麦斯顿之前的攻击，亚瑟也没忘了夹枪带棒的提醒他：“或许外界对我确实有误解，但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毕竟是我在伦敦塔下令开枪的。但是，正如皮尔爵士所言，如果必须要有人犯错，那么我希望犯错的是我，而不是不列颠。而且由警察出面，总好过直接出动陆军的骑兵部队。”

帕麦斯顿当然知道亚瑟说的是什么，因为当年正是他这个军务大臣签署命令，同意调用骑兵部队镇压了曼彻斯特的六万人集会，并酿成了彼得卢惨案。

只不过由于有着内务大臣西德默斯子爵在前面替他吸引火力，所以许多人都忘了琢磨内务大臣究竟是怎么调来骑兵的了。

帕麦斯顿也不知道是真的问心无愧，还是不愿意去提当年的黑历史，他轻飘飘的便将这一页揭了过去。

“亚瑟，但我说的不是这个。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为何会从托利党人变成一个辉格党人，甚至有人质疑我只是一个单纯的变节者，但是如果细细说起来，这件事甚至还与你有一定关系。”

“与我有关？”亚瑟面不改色道：“您或许太抬举我了，我当时要么还在大学里读书，要么正在格林威治的泥坑里摔打呢。您难道要说，是我派魔鬼迷惑了您的心智吗？”

“当然不是。”

帕麦斯顿开口道：“1828年1月威灵顿公爵就任首相时，第二天便召我过去面谈，希望我成为他的内阁阁员。不过在我给予公爵阁下最终答复之前，我向他提出了两个请求。首先，我希望每个内阁成员都能在内阁或议会中根据自己的判断随心所欲地提出建议。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成员分配权力和施加影响力时，在与天主教相关的问题上必须保持严格的中立立场。尤其是在给予候选人支持时，不应该根据他对该问题所持的观点而加以区别对待。

其次，我希望双方达成共识，爱尔兰总督和爱尔兰布政司这两个位置，应该立即换成在天主教问题上立场不那么敌对的人选。因为我认为这个条件对于爱尔兰的和平安宁至关重要。但是公爵阁下是个更擅长提出条件而非接受约束的人，不太情愿作出具体承诺，而是对这个问题一笑置之。他说第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是不是个诚实的人，第二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是否是个疯子。由于他自已就曾治理过爱尔兰，所以深知派一个我描述中的人去，会在爱尔兰掀起怎样的腥风血雨，所以他完全不想这么做。

我说考虑第一点，我对他和皮尔没什么疑虑。但是我看到在这届政府当中，巴瑟斯特身居高位，而古尔本在财政部，加上前几次亲眼目睹的事实，我没办法把这种共识视为不言自明。于是他回答说，那么好吧，我会提交你的名字。我说我似乎比他更重视这些问题，因此必须花点儿时间深思熟虑。离开之际，公爵说他会等我的答复。但是嘛……”

亚瑟曾经设想过帕麦斯顿究竟是由于什么问题和托利党闹翻的，但他怎么也没想到，闹翻的原因居然会是天主教解放问题。

帕麦斯顿继续谈道：“当然，我得承认，皮尔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在那个时候，皮尔几乎在除了天主教解放以外的所有问题上都表现的极为开明。其中既有建立苏格兰场，也有废除《血腥法案》。而他在天主教解放上的犹豫，我只能猜测主要是由于他被先前的选举承诺绊住了。因为他当时的选区在牛津大学，而这个选区是不可能对天主教解放议题松口的。”

帕麦斯顿迈着步子，感叹着亚瑟的好运气：“亚瑟，我必须得说，你有个不错的好运势。如果没有天主教解放，你到不了如今的位置。如果我们的国王还是乔治四世，身为一个天主教徒，你绝不可能成为下级勋位骑士。你要知道，当我们的威廉国王还是克拉伦斯公爵的时候，他同样是一位天主教的支持者，为此，他甚至不惜与他的兄弟们争吵。你享受到了自由进步带来的好处，也应当端正自己的态度，而不是有计划的给自由进步添堵。”

亚瑟看见帕麦斯顿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站起身借题发挥道：“阁下说得没错，我当然知道，如果没有天主教解放，我可能一辈子都只是个拿着三十镑年俸的苏格兰场巡警，在伦敦雾中追逐扒手和流莺的生活中熬到老。但我也知道……”

亚瑟话锋一转：“正是因为这场解放来得太迟、来得太艰难，才让无数本可成为不列颠脊梁的人，变成了流亡的激进分子、街头的鼓噪者、甚至高加索山脉中的亡命徒。”

帕麦斯顿微微眯起眼睛，他注意到亚瑟用了“高加索”这个词。

“所以，阁下。”亚瑟道：“我与戴维·厄克特爵士在切尔克西亚做的事情，表面上是‘不列颠利益的延伸’，但更根本的，是我们希望在那里也能播下自由与自治的种子。不是单纯通过暴力，不是通过骑兵冲锋，而是通过激励、组织与启蒙，这是一种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秩序，而非单纯对旧制的摧毁。”

他走到书桌前，手指拂过上面的地图：“当然，如果阁下担心的是不列颠的安全，担心我们挑起一场无法控制的战火，我可以理解。但若你真正理解自由，那你应该明白：自由并不是由政府分配的，它是由人民争取来的，正如天主教解放和议会改革。固然，我完成了警队对伦敦塔下暴徒的镇压工作，因为那是我的职责，但是我希望您能明白，如果没有职责的约束，我会毫不犹豫的站在他们一侧！”

帕麦斯顿听到这话，脸都黑了，虽然政坛上厚颜无耻的人有不少，但是能把“招安我”写在脸上并大言不惭说出来的人还真就只有这么一个。

帕麦斯顿压着火解释道：“亚瑟爵士，我希望你理解，英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障世界和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避免新的争端。其次，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友好的斡旋来平息现有的冲突。再次，当别无希望时，我们必须尽可能缩小冲突规模。最后，当我们自己的利益或荣誉不受损害时，我们自己必须保持沉着冷静的中立立场。出于对调停本身的尊重，只要干涉是完全和睦友好的，我们几乎没必要说应该作何种程度的准备。但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加入战争双方的任何阵营，也不能提出我们根本无意执行的威胁。”

帕麦斯顿这话一说出口，亚瑟的眉毛忍不住连连跳动。

他本以为自己刚刚这番话已经挺无耻了，但是帕麦斯顿比起他倒也不遑多让。

二人都是真假参半，具体怎么理解，那就纯看个人了。

亚瑟摇了摇头道：“看到您对高加索的漠视，我只能选择相信舰队街的报道。自从您就任外交大臣以来，不列颠的道德影响力或许真的下降了。”

帕麦斯顿反唇相讥道：“我可以理解此种攻击。但是我希望能提醒您，对于这种见解，如果它是真的。那么为什么，我在比利时、葡萄牙和西班牙施行同样的政策时，我们的政府竟能获得来自其他国家如此之多的赞同和敬意？为什么他们愿意让不列颠成为他们纷争的权威仲裁者？这真是令人惊讶！而且，如果你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像法国和美国这样的海上强国也容许我们调解他们的争端，我认为我引证的这一事实可以有力回击那些谬论。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曾与我们兵戎相向，而且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被视为我们的对手。但无论其他对手如何评估我们，至少法国和美国似乎并不相信我们的道德影响力已经下降到了特别低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