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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四章 俄国孔子（第1页）

“您问到了帕斯凯维奇元帅的才能？”

这个问题似乎让普希金很是为难，他揉了揉太阳穴：“看来你一定是从其他贵族的口中听到了前后不一的评价，所以才会对他这么好奇吧？”

亚瑟的语气轻快，他托着茶杯绘声绘色的描述起了他在其他宴会上的见闻。

“我前几天在法国代办的舞会上见到了托尔斯泰伯爵，在谈到帕斯凯维奇元帅的胜利时，他的语气有点刻薄。托尔斯泰伯爵和我说：帕斯凯维奇在波斯远征战中打得太漂亮了，以至于某个聪明人如果想表现的与他有所不同，那就只好把仗打得更糟一些了。”

亚瑟开玩笑道：“我原以为像是他这样的名将，在俄国肯定是备受赞誉的。但是在彼得堡逛了一圈以后我才发现，诋毁他的人要远比称颂他的人更多。如果不是我每天起床都能看见窗外的冬宫，我还以为我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波兰。”

“军队里确实有很多不喜欢帕斯凯维奇的家伙。托尔斯泰伯爵是一个，住在奥寥尔的叶尔莫罗夫将军也是一个。”

“叶尔莫罗夫？”

亚瑟听到这个名字，一下子就想起了那本《俄国大力士驱逐法国佬》，在那本书中，叶尔莫罗夫可有不少戏份。

亚瑟开口问道：“是阿列克谢·叶尔莫罗夫将军吗？那位在博罗季诺会战中大胆挥军对占领拉耶夫斯基炮垒的法军实施反冲击的第1集团军参谋长？”

普希金没想到亚瑟居然对俄国的1812卫国战争如数家珍，他先是讶异的点了点头，旋即又亲热的给他解释道。

“叶尔莫罗夫将军与帕斯凯维奇元帅一样，都是能征善战的将领，我甚至可以断言，他就是俄国最好的炮兵军官，苏沃洛夫元帅的真正继承者。他没有像帕斯凯维奇元帅那样官运亨通，同样是受到了十二月党人的影响。按理说，帕斯凯维奇在波斯和奥斯曼的战绩本都应该是属于叶尔莫罗夫将军的，因为直到1827年他都是高加索军军长和格鲁吉亚驻军司令。但是由于叶尔莫罗夫庇护了流放到高加索的十二月党人，所以在与波斯人的开战前几个月，他被皇上下旨召回，并被解除了所有军职。”

“听起来他确实有理由抱怨帕斯凯维奇，那他这几年蹲在家中的庄园里都在研究些什么呢？”

“我抵达奥寥尔的时候，听车夫告诉我，叶尔莫罗夫将军除了他父亲那里，几乎哪儿也不去。而且，他平常也不接待其他人，尤其是城里的官僚。不过，或许是由于我的背景，他倒是很亲切的接见了我。我还记得他那天披着件切尔克斯上衣，书房的墙壁上挂了几把军刀和匕首，都是在高加索任职期间带回来的纪念品。”

普希金看到亚瑟听得津津有味，于是又多说了几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我看得出来，叶尔莫罗夫将军对他被撤职的事情耿耿于怀。虽然他不像是托尔斯泰伯爵那样直接否定了帕斯凯维奇的成功，但是他认为本来是可以少死些人、少花点钱的。当他知道我要去随军的时候，他还饶有兴致的和我谈到了卡拉姆津的那本《俄罗斯国家史》，对了，您看过那本书吗？”

作为主要研究俄国史方向的伦敦大学毕业生，而且很可能是伦敦大学培养出的第一位俄国专家，亚瑟对卡拉姆津著作的了解程度很可能比大部分俄国人都要深。

要想读懂俄国的历史，卡拉姆津绝对是绕不过去的名字。

原因无他，因为卡拉姆津是俄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他那本12卷《俄罗斯国家史》也是第一部系统性描述记载从古罗斯直到18世纪末俄国历史的鸿篇巨著。

最重要的是，虽然这本书的内容很多，但却写的并不乏味，或许由于卡拉姆津是家出身，所以他在描述历史事件时非常注重描绘主人公的心理动机，使得每个情节都扣人心弦颇具趣味。

因此，《俄罗斯国家史》除了史学价值以外，还很有文学价值。

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从它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基本等同于中国的《史记》。

甚至由于其题材的稀缺性，至少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说一句‘不读卡拉姆津，不足以知俄罗斯’都是在陈述事实。

而在来到俄国以后，亚瑟发现卡拉姆津著作的含金量依然还在上升。

虽然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都十分认可卡拉姆津在俄国文史圈子里的地位，但是从他们在报纸上展开的论战来看，卡拉姆津明显对斯拉夫派要更重要一点。

不论斯拉夫派搬出什么样的论调和观点，都离不开对卡拉姆津著作的引用。

尤其是那句——我们变成了世界公民，但在某些方面却没有成为俄罗斯公民，这个过错是彼得的。

这句话单看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拿出来与西方派领袖波戈金的‘彼得大帝把俄罗斯变成了欧洲的一员，并开始为它赢得尊重’摆在一起，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引发一场骂战。

不过排除开这些无聊的争论，仅就学术成就而言，卡拉姆津无愧于泰斗身份。

如果没有卡拉姆津，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古罗斯’的概念，甚至‘古罗斯’这个词儿都是卡拉姆津提出来的。

每个人，甚至是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也开始读起了她们国家的历史。

按照普希金的说法：“这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你可以说卡拉姆津发现了古代俄罗斯，就像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一样。”

尤其是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的背景下，更是引发了全社会对古代俄罗斯的兴趣和骄傲。

而在卡拉姆津著作出版之前，许多在旧观念影响下长大的俄国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历史始于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现在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去那里寻找他们国家意想不到的力量来源，于是便有了斯拉夫派。

从这一点上来说，卡拉姆津在俄国起到的作用，明显要大于创作了《史记》的司马迁，达到了半步孔子的程度。

亚瑟敢下这个定论可不是无凭无据的，他的论证核心主要在于三点。

第一，卡拉姆津和孔子的行事作风和思想观点都属于温和保守主义者，他们俩都无意反对封建制度，其政治理想只限于开明君主制。

第二，两个人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崇古思想，孔子撰写《春秋》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希望重新奠定天子一尊的地位。卡拉姆津创作《古代和近代俄国研究》，认为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专制统治是几近完美的，指责现今沙皇执行的赞助政策以及斯佩兰斯基改革带来的官僚主义。

第三，二人都在学术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并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卡拉姆津是俄国语言改革的核心人物，可以说是俄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标杆，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普希金等著名诗人，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彼得堡科学院院长布鲁多夫等人全都是他最热切的支持者。孔子那边更是不用多说，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人，各个都是庙里供着的。

卡拉姆津之所以只是半步孔子，说到底，也不能算是他的错。

在这方面，他主要是吃了时代的亏。

同样的事情，你在公元前做，你就是柏拉图、苏格拉底，是亚里士多德。

但是你要想在十九世纪成为俄国的‘素王’，那可是大逆不道的。

因为，沙皇之于东正教，就如同奥斯曼苏丹之于伊斯兰教。

根据彼得大帝1721年颁布的《宗教章程》规定：东正教牧首制正式废除，并建立隶属于参政院的、与其它各委员会平行的宗教委员会，并由沙皇本人出任“最高牧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