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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历史学家黑斯廷斯（第2页）

至于另一半的功劳，我想应当归功于教会的不懈宣传，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群教士们。但是至少在废奴这件事上，不论是呼吁圣公会信徒应当停止贩卖与豢养奴隶的伦敦主教，还是自成立以来便一直坚决反对奴隶制卫斯理宗教士们都很好的贯彻了传播福音的使命。”

亚瑟正在思考着该怎么同埃利奥特提及中国的事情，却忽然听到埃利奥特将话题扯向了达拉莫勋爵。

达拉莫勋爵听到这话，一边品茶一边皱眉道：“你是说尼古拉一世？我……我其实感觉他人还不错，待人很有礼貌也很温和，所以我那趟出访也非常顺利。他在得到了不列颠不会以任何积极的形式向荷兰和比利时任何一方提供援助的保证后，便欣然同意俄国也不会主动插手低地国家的家务事了。”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俄国农民都是毋庸置疑的君主主义者，当之无愧的保皇党人。在俄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他们将沙皇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是由上帝创造的用来管理农民、关照农民的全俄罗斯的家长。他们无法想象除了沙皇之外的任何其他世俗权威，并且会习惯性的把所有的好都加在沙皇身上，把所有的坏都归咎于上帝的意志或是地主和官员身上。

比如说有两种税，在俄国就很容易征收。一种是养兵的税，另外一种则是赎金。因为在俄国的历史上，他们常年对外打仗，而且经常遭受鞑靼汗国、克里米亚汗国等游牧部落的袭击，所以俄国人经常有被抓走贩卖的可能性。

亚瑟开口道：“关于这一点，我也许可以解答，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主攻过俄国史方向。”

是问问鸦片贸易的事？

还是问问五口通商的事？

亚瑟学着巴克斯顿的腔调复述道：“我始终认为，不断进步的技术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解放奴隶将提升当地的消费能力，为我们的工业出口提升新的增长动力。而且就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从历代和各国的经验来看，我相信自由人的劳动一定比奴隶劳动来得便宜。在很大概率上，我们将得到市场与劳动效率的双重提升。”

不过，虽然目前不列颠及海外领地的奴隶制度业已废除，但我不认为这便已经是终点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议会自从1807年下令禁止英国船只参与奴隶贸易以来，皇家海军便一直在对西非海岸和南美海岸长期执行打击贩奴船的活动，但即便如此，奴隶贸易依然屡禁不止，特别是西班牙和法国佬的奴隶贩子在这方面尤为可恶。

而前几年开始，由于霍乱的影响，俄国境内又出现了粮食短缺的情况，所以尼古拉一世便找出了推广土豆的老办法。而且，他这次下的决心比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要大。不管农民们怎么说，他们乐不乐意种，发了种子你就必须得种。

“不，恰恰相反，打土豆战争是为了解决饥荒。”

亚瑟喝了口茶，忽然转移话题道：“我方才听伯爵阁下说，您这次回国述职后，便要随纳皮尔勋爵赶赴中国了？职务是贸易专员秘书？”

所以自从我这一次出访了俄国以后，报纸上关于俄国的鬼话我就再也不相信了。俄国的民众可不是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全都是顺从、忠诚的老实人，他们也和不列颠的民众一样，懂得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因为这点事情便发生全国暴动简直不可思议，沙皇要是真的可以独断专行，怎么会连个土豆都推广不下去？”

结果这个政策传达到了地方上，农民们都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尼古拉一世勃然大怒之下，就打算抓了几个影响力大的抗旨农民以儆效尤。可当地的农民知道了这件事，不仅不向当局交人，反而把当局派过去的官员给打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就怪不得内阁隔三差五就要照会巴西、西班牙、法兰西和奥地利等国，要求他们应当本着上帝慈悲为怀的态度同不列颠一起投身于废除奴隶制的伟大事业中来了。

亚瑟从埃利奥特口中收获了肯定的答案，但一时之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往下接。

“嗯？”达拉莫伯爵问道：“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但这个好主意却死活推广不下去，不仅推广不下去，甚至于彼得还被扣上了一个企图毒死俄国人后给德国人腾地方的帽子。而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她又打算故技重施，结果一样遭到了俄国农民的集体抵制，所以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鸦片贸易这块儿，不列颠自己国内都卖的飞起。

但转念一想，埃利奥特的这段话说的还真挺有道理，毕竟欧洲各国海军在战时雇佣贩奴船和海盗船作战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虽然这些小型武装舰船没办法像大舰队那样在海上决战中发挥太大作用，但袭扰不列颠的命根子——商业航线，却是绰绰有余了。

而从维持不列颠的海上优势角度来看，禁止奴隶贸易和全面解放奴隶也意味着不列颠的贩奴船数量肯定会大幅减少，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迫使其他国家一起废除奴隶制，那么等到战时，他们就可以征召这些具备一定武装能力的贩奴船加入军队服役。所以于情于理，皇家海军都应该更加坚定的打击这帮奴隶贩子，内阁也应该督促其他国家与我们一同废除奴隶制。”

亚瑟听到这里，忽然眼前一亮，他貌似找到了切入点。

达拉莫伯爵看到大伙儿都有兴趣，于是便耐着性子把他在俄国的见闻全都拿了出来：“你们应当也知道，俄国天寒地冻的地方比较多，而土豆这种作物不仅适应性强而且产量也很高。正因如此，所以俄国从彼得大帝时期便一直希望在国内推广种土豆。

达拉莫伯爵一想起那件事便感觉滑稽，他笑着说道：“说来你们估计都不相信，眼下他正在同暴动的农民打一场土豆战争。”

正因为如此，在俄国人世世代代的观念里，缴纳军费和凑赎金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普通家庭通常掏不出高昂的赎金，所以沙皇的政府还得对他们提供赎金补助。在16到18世纪，俄国政府每年的赎金支出最高能占到全年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所以，俄国农民有时候还会将沙皇称作‘小爸爸’。

亚瑟笑着回道：“您说的自然是对的，但是报纸上说的也不是全错。俄国的民众既可以是报纸上说的那么顺从，也可以像是不列颠的民众那样懂得争取自由。而顺从与自由的差别，主要在于他们对自身义务和权利的界定。在俄国人的观念里，他们对合理缴税和服兵役的认同度很高。

亚瑟笑着回道：“沙皇下什么命令不重要，重要的是沙皇的命令符合不符合农民们的传统习惯，如果他们从传统的角度无法理解沙皇的命令，那么很快他们就会满腔愤怒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所以没有土豆闹得动静大，我猜就是这个原因。

达拉莫伯爵听到这话，也忍不住笑了出来：“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那俄国的情况倒也合理。但是了解了背后的原因后，我只觉得这事情变得更滑稽了。”

亚瑟说到这儿，只是轻轻笑了一声，旋即又转过头对着埃利奥特委婉的提醒了一句：“虽然我对中国没有做过细致了解，但是我觉得那里的情况应该与俄国有一定相似性，您就任以后，或许可以参考一下我方才说过的那些话，尽量不要触犯一些他们理解范围外的事情，循序渐进，这对您的工作也许会产生一定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