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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的京城裹着层铅灰色的云,西北风像把钝刀,贴着南锣鼓巷的灰砖墙刮得人脖颈发疼。
可屋檐下挂着的冰溜子还没化尽,胡同里就飘起了炒瓜子的焦香,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撞碎了寒气。
“崩——炒米花儿嘞!”随着这声悠长的吆喝,南锣鼓巷的热闹正式开场。
穿蓝布棉袄的年轻人支起铸铁的高压圆锅,锅柄缠着褪了色的黑布条。
他身后摞着三个草编的大蒲团,最上面压着个鼓鼓囊囊的粗布口袋,时不时有金黄的米粒漏出来,引得路过的麻雀扑棱棱地跳。
年轻人一边往炉膛里添着劈柴,火苗“噼啪”窜起,映得他黧黑的脸上泛起红光,一边踩着生锈的风箱,“呼哧呼哧”的节奏和着他手腕转动的频率,把圆锅摇得滴溜溜转。
“快来看!要响啦!”
几个梳羊角辫的孩子攥着搪瓷缸子,脸蛋冻得通红,鼻尖挂着清涕,却死死守在铁锅三米开外。
他们的棉袄袖口磨得起了毛边,补丁摞着补丁,有的还歪歪扭扭绣着先进个人的字样。
随着一声闷雷般的轰鸣,白雾裹着爆米花喷涌而出,在零下十几度的空气里凝成细小的冰晶。
孩子们尖叫着扑进云雾,蹲在青石板上捡拾散落的爆米花,沾着尘土也顾不上,塞进嘴里“咔嚓”嚼得直响。
不远处的巷子里的供销社门口排起了长队,玻璃橱窗里摆着搪瓷盆、暖水瓶,最显眼的位置还搁着两排印着喜鹊登梅的搪瓷缸。
穿军大衣的汉子裹紧围巾,缩着脖子直跺脚。
戴毛线帽的老太太从蓝布包袱里掏出皱巴巴的粮票,糖票,边数边念叨。
“来两斤富强粉,明儿好蒸馒头,再来半斤水果糖。”
柜台后的售货员是个梳着油光水滑大辫子的姑娘,戴着套袖,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闪着银光,她一边用算盘噼啪算账,一边扯着嗓子喊。
“下一位!买豆腐的往东边挪挪,别堵着门口!”
胡同口的空地上,三个扎红头绳的姑娘正踢毽子踢得热火朝天。
她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罩衫,露出里面补丁摞补丁的秋衣,脚上蹬着母亲纳的千层底棉鞋。
毽子是用铜钱和彩色鸡毛扎的,在空中翻飞如蝶。
“一、二、三……”
随着清脆的计数声,姑娘们忽而金鸡独立,忽而凌空飞脚,额前的碎发被汗水黏在脸上,笑得露出豁了门牙的嘴。
路过的老辈儿忍不住摇头。
“疯丫头,当心把棉裤衩子踢破喽!”
跳皮筋的队伍更壮观,七八个女孩把两根红皮筋绷成三角形。
领头的女孩扎着歪歪扭扭的麻花辫,咬着嘴唇,眼睛盯着皮筋,嘴里唱着童谣。
“小皮球,架脚踢,马兰开花二十一……”
灵巧地蹦跳着,从脚踝高度跳到膝盖,再到腰间、脖子,最后踮着脚尖,把皮筋举过头顶。
旁边观看的女孩们跟着拍手应和,看着越来越高的橡皮筋,一个个眼中闪过羡慕的眼神。
从部队回来的李楠,看着熟悉的巷子,熟悉的环境,整个人的精神,都放松了下来。
面对孩子们好奇的目光,令人尴尬的是,这些孩子们,哪个是哪家的,在外面时间长了,她反而一个个都不认识。
笑着对盯着自己腹部的孩子们点了点头,李楠摸了摸已经有些鼓起的小腹,依旧走的健步如飞。
是的,她怀孕了,休产假来了。
去年春天结了婚,一直没动静,但在六月的时候,刘峰回了文工团一趟,这才有了。
作为一名入伍十几年的老兵,还是文工团的文艺兵,年龄大了,结婚要孩子也正常,但怀着身子,跳舞之类的剧烈动作肯定不行了。
休假回来待产,顺带过个年,团里的领导们,也能把安安心心,把心揣肚子里。
穿中山装的大爷推着二八自行车,后座绑着两捆大白菜,看见迎面走来的李楠,立刻停住了。
“哎呦,这不是小楠么,这几个月啦,没跟家里说今天回来么,我看你妈还在包饺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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