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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6章 会议室一锤定音田利民心情沉重（第1页）

办公室内的空气顿时有些尴尬，田嘉明那句“揍了一顿”砸在地上，带着一种破罐破摔的粗粝感。万金勇下意识地瞥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紧张和探询。

我脸上的平静没有丝毫波澜，但心底却像被投入一块石子的深潭，涟漪在无声地扩散。当过临平县公安局长的经历，让我太清楚基层执法生态了。面对撒泼打滚、抗拒执法的对象，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维护政府权威时，推搡几下、控制过程中动作大了些，甚至情急之下给点“教训”让对方老实点，在某些老派公安干警眼里，几乎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作为领导一般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田嘉明带出来的兵，风格强硬，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外。

“揍了一顿？”我重复了一遍，声音不高，却让田嘉明和万金勇的心都提了起来。田嘉明梗着脖子，似乎想解释什么。

我没给他开口的机会，身体微微前倾，目光锐利地扫过两人，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

“嘉明同志，金勇同志，我理解。基层执法环境复杂啊，面对暴力抗法、公然挑衅政府权威的行为，咱们的同志在依法执行职务过程中，有时为了迅速控制局面、制止不法侵害，采取一些必要的强制措施，甚至发生一些肢体接触，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嘛。这些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顿了顿，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点，加重了语气：

“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定性！李爱芬那天在县政府的行为是什么？是正常反映诉求吗？不！她是冲击政府办公场所！是抓挠撕扯维护秩序的公安干警！是公然侮辱、威胁政府工作人员韩俊同志！她是在以暴力方式抗拒执法、阻挠公务！试图破坏县委政府确定的民办教师入编考试的政策，这就是典型的胡搅蛮缠和暴力抗法！”

我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决断：

“这个定性，必须准确！必须清晰！必须毫不动摇！无论谁问起来，无论市政法委的孙海龙同志如何‘引导’，我们东洪县公安局的立场必须明确：我们是在依法执行公务，是在制止一起正在发生的暴力抗法事件！李爱芬被抓捕、被采取强制措施，是因为她的行为已经严重违法！至于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个别干警情绪激动、动作失当的瑕疵，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一码归一码！绝不能混为一谈！”

我看着田嘉明，目光如炬：“嘉明，你局里那两个被带走的同志，他们当天的执法行为，核心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制止李爱芬的暴力行为，维护政府正常办公秩序？”

田嘉明立刻挺直腰板：“是！县长！李爱芬当时非常嚣张，抓伤了韩主任，还扬言要烧了县政府！要…要…活捉副县长！我们的同志完全是依法履职！”

万金勇听到田嘉明的话，一脸正经，真是张嘴就敢乱说啊，活捉县长这种话都是张口就来啊。是啊，反正李爱芬一个人，县里面可是不止一个人，就算是到法院老吴那里，李爱芬也吵不赢。

我沉声道，“这就对了！这就是事实的本质！我们支持依法履职，保护在正当执法过程中受到侵害的同志！这是县委县政府的态度，也是东洪公安的底线！”

万金勇有意提醒道：“哎呀，县长，田书记，我要报告啊，幸亏当时，幸亏当时韩主任去医院做了包扎，医院里也有底子啊。”

我转向万金勇：“金勇同志，你心思缜密啊。我看立刻组织局里刑侦、督察的骨干力量，围绕李爱芬当天在县政府的具体违法行为，固定证据！李爱芬对焦杨和韩俊两位同志的辱骂威胁记录、她冲击办公区域的细节……所有能证明她‘暴力抗法’事实的证据，要环环相扣，扎实过硬！这份材料，不仅是为了应对孙海龙的调查，更是我们扞卫自身执法权威、保护我们同志的重要资料！”

“明白！县长！我亲自抓！”万金勇立刻应道，眼中闪过一丝精光。

“至于执法过程中的‘动手’问题，”我的语气放缓，但分量不减，“田书记，万局长，你们内部要有个态度。可以承认在控制过程中，由于李爱芬激烈反抗，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个别同志在制服过程中可能存在动作不够规范、情绪控制不到位的情况。这属于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问题，我们欢迎监督，也承诺内部加强教育、严肃纪律。但是，这绝不能成为否定我们执法正当性、甚至污蔑我们‘迫害’、‘逼死人’的理由！更不能让我们的同志因为履行了职责、制止了违法行为而蒙受不白之冤！如果有人想借题发挥，拿这个瑕疵做文章，试图否定整个事件的性质，甚至颠倒黑白，那我们东洪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绝不答应！”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县委大院里依旧肃杀的冬景，声音低沉：

“嘉明同志，金勇同志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人大会议在即，石油公司划转箭在弦上，各种矛盾暗流涌动。孙海龙这个时候下来，目标看起来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单纯。他带走我们的人，就是想从内部撕开一个口子。你们要稳住！要相信县委县政府！更要相信你们自己工作的正当性！告诉局里的同志们，县委县政府是东洪公安的坚强后盾！只要你们依法履职，是为了维护东洪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天塌下来，有县委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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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过身，目光再次锁定田嘉明和万金勇：

“现在，我看眼下还有三件事去做：第一个嘛，我看还是要稳住军心：立即向全局通报，被带走同志是配合调查，要求全局上下坚守岗位，依法履职，不信谣不传谣。强调县委县政府对公安局工作的全力支持。

第二个，要扎牢证据啊，按金勇同志说的，把李爱芬‘暴力抗法’的铁证做实做牢，形成一份滴水不漏的报告。

第三我看还是要主动沟通：这份报告和说明，只是解释情况，县公安局还是不能彻底得罪市政法委，由金勇同志牵头，以县公安局党委的名义，尽快报送县委政府，今天有一天的会，明天吧，明天我安排时间去一趟市公安局和政法委。我们要主动把情况说清楚，把我们的立场亮明白！不能被动挨打！”

田嘉明和万金勇齐声应了下来。

“去吧。”我挥了挥手，“记住，沉着，冷静，用事实说话。东洪的天，翻不了！”

看着田嘉明，我想到马上要召开的会议，就道：嘉明啊，这样，跟着我到会议室来开会，专题研究石油公司工人的清退划转工作。

下午两点半，县政府小会议室，长方形的会议桌旁，坐满了神情严肃的干部：常务副县长刘超英、常委副县长曹伟兵、组织部长焦杨、政府办主任韩俊、财政局局长王琪、劳动人事局局长李勃、计委主任王海刚、工业局局长赵卫国，以及田嘉明和杨伯君、廖文波。石油公司党委书记田利民坐在靠门的位置。

我走进会议室，会议室里的人都不约而同的站了起来，我朝着大家点了点头，这种场合，自然是坐稳了再说话。

炉火烧得很旺，但驱不散室内的寒意。每个人的面前都摊开了笔记本，记录着石油公司初步划转方案、超编人员名单、初步清退意见以及那份触目惊心的“安置费”诉求汇总表。

会议由我主持。没有过多的寒暄，我开门见山，声音沉稳有力：

“同志们，时间紧迫，形势逼人啊。石油公司划转，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是省里的部署，也是东洪甩掉包袱、轻装上阵的必然选择。但划转的前提，是‘稳’！今天这个会，就一个主题：如何依法依规、平稳有序地推进划转，特别是妥善解决好超编人员的清退安置以及涉及‘安置费’的历史遗留问题。问题摆在这里，躲是躲不过去的。我定个调同志们，今天只解决问题，不追究责任，我们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伯君同志，你先简要通报一下工作组掌握的最新情况，重点是超编人员构成和‘安置费’诉求。”

让杨伯君第一个发言，也是有着考虑，给杨伯君露脸的机会。

杨伯君点了点头，条理清晰地汇报：“县长，各位领导。根据工作组深入排查和职工登记，目前石油公司超编人员共计276人。其中，按照省里划转政策精神，原本属于钻采公司、炼化公司（即划出单位）的职工，共计112人，这部分人按政策应随资产一并划转回原单位，阻力相对较小。剩余164人，情况复杂……”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这164人，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约40人，是过去两年通过各种关系从县里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借调’或‘挂靠’到石油公司的，人事关系大多还在原单位，只是工资在石油公司发放。第二类，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点，也是‘安置费’问题的核心——124人！这些人，没有正式的人事关系来源单位！他们就是通过向胡玉生等人缴纳几千到上万不等的所谓‘安置费’、‘打点费’，违规获得石油公司‘正式职工’身份，并领取工资至今！这部分人及其家属情绪最为激动，诉求也最直接——要么保留岗位，要么全额退钱，这还不算，还有的要求赔偿损失！工作组目前登记在册的‘安置费’诉求金额，累计已超过70万元！”

70万！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砸在与会者心头，尤其是劳动人事局局长李勃，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杨伯君说完后，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沉重的压力弥漫开来。

曹伟兵从未分管过工业经济，自然是和这些人牵扯不大，看大家都沉默，就道：“县长，我接着发个言吧。目前来看，情况确实棘手啊。我才听说，这些人都跑到县委大院找老胡主席要钱，差点把老胡主席吓死。这事必须要管了。对于那112个该回原单位的，问题不大，督促原单位接收就是。那40个从其他单位‘挂靠’来的，也好办，哪里来的回哪里去！麻烦的是这124个。”说完看了一眼笔记本，确定了刚才记录的数字，就道：“对，我没记错啊，就是124个‘买’进来的！我们县的情况大家清楚，国有企业就那么几家，效益普遍不好，规模也小，包袱本来就重！一下子要接收、消化这么多‘买’进来的超编人员，根本不现实！哪家企业能吃得下？哪家企业愿意背这个包袱？这不是要拖垮我们本就脆弱的县属企业吗？再者说了，这些钱，花给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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