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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0章 两条线的交集（第3页）

灾情被确认后，这事就复杂了。

在皇帝看来，新法实施没多久就开始大旱，这显然是上天的一种警示。再加上各地的官员纷纷弹劾，说新法中的青苗法让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多重因素的叠加之下，皇帝自然就会对新法产生动摇。

此时，楚歌扮演的王文川虽然已经变成了权倾朝野的权臣，但此时还没成长到能与皇帝分庭抗礼的地步。

而那些没能彻底处理干净的旧党重臣们，也会借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对新法进行猛烈的攻击。

只有等再过三五年，青苗法顺利实施，整个朝廷的官僚系统从上到下构建起一个根植于新法的强大体系时，楚歌所扮演的王文川才能真正成长到彻底瞒住皇帝，或者与皇帝叫板的地步。

“那么，此时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度过天灾这个坎了。

“只能说，历史上最难对付的不是必然性，而是某种偶然性啊……”

在历史上，这次天灾变成了王文川变法被中断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事说起来，其实挺冤的。

新法实施后没几年，就有一场大旱席卷全国。这场大旱制造了大量的流民，也让旧党找到了攻击新法的借口。皇帝每天都因为此事忧心忡忡，觉得这是上天也反对新法而降下的警示。

而张任侠的这张流民图，更是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甚至在上疏时信誓旦旦地说，天下大旱全都是因为王文川的新法，只要皇帝取消新法，不出十日，必定下雨。

按照文君实整理的史料记载，皇帝取消了新法之后，十天之内果然下了雨。

而旧党们，也以此作为新法祸国殃民、天怒人怨的铁证。

王文川的回应，最开始是很强硬的：天变不足畏！

也就是说，不管是山崩还是大旱，都不能让他畏惧，都不能阻止他推行新法。

而在他被罢相之后，就无奈了许多：难道天下大旱、流民四起，全都是因为青苗法吗？难道没有了青苗法，就不会有大旱和流民了吗？

只是在当时，他的这种无奈的反驳，却并未起到任何的作用。

对于楚歌而言，这次他当然还是站在王文川这边的。

因为以现代的唯物主义思想来看，天下不下雨，地面是否干旱，跟变法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而已。

更何况现在楚歌扮演王文川，要费国强兵，就必须得顶过天灾的这个坎。否则一旦被罢相，新法就要被废，等于是前功尽弃。

楚歌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开始在史料中寻找解法。

他首先想到的，是从张任侠身上入手。

这个之前玩家曾经扮演过的小人物，本来跟王文川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可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却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成为他被罢相的导火索。

而在历史上，张任侠也因为这次上流民图的事件，一直以一个“忧国忧民的小人物”形象，被赞颂了几百年。

在相关的史料中，张任侠的变化其实很明晰。

他最开始确实很敬重王文川，但在他到地方上之后，越来越多地看到新法的弊端，所以很快就转变了思想，开始反对新法。

说他是旧党似乎有些偏颇，毕竟他并未被深入地卷到党争之中，但他的存在，确实给新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

这是副本中对张任侠的描述，将他概括为一个“侠”字。

如果张任侠的事迹就到流民图这里为止，那么或许会有些人认为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但实际上，在王文川被罢相之后，有一些官员对王文川落井下石，张任侠也仗义执言，如果不是皇帝保了他一手，差点丢掉性命。

由此看来，张任侠此人，至少在心中践行了自己的道义，将“侠”之一字贯穿始终。

楚歌刚开始的想法是，要么用王文川的身份直接找个由头，把张任侠发配岭南，再安排人截留他的全部奏章。

只要张任侠不在京城，上不了流民图，或许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

但很快，楚歌打消了这个想法。

因为他知道，张任侠的这个行为其实是一种必然。或者说，张任侠其实只是旧党的一个棋子，即便没有张任侠上流民图，以文君实为首的旧党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总会想尽一切办法，用天灾来攻击王文川的新法。

欺上瞒下或许是一种选择，捂住大部分人的嘴、让他们无法向皇帝上疏也是一种选择，但这些办法都太容易翻车了。

欺上瞒下也是有讲究的，小事很好瞒，但天灾这么大的事情，瞒得越久，翻车的时候就会越惨烈。

所以，还是要想办法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这件事情难就难在，天灾跟新法，在当时的人眼中，是一种强相关的状态。

“那场大旱，恰好就赶在新法施行后发生。

“牛渚之战十年后就要打响，我必须争分夺秒，一秒钟都不能浪费。所以，我不可能先让旧党去治理国家，等大旱出现、天怒人怨时再推行新法。那样的话，时间根本不够。

“所以，我要反过来利用这场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