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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3章 父子二人（第1页）

厅堂之内，死寂无声，唯余窗外雨打芭蕉、滴落于池的回响。

众人皆感芒刺在背，坐立难安，不安地微微扭动着身体，实在是李显穆此言，锋锐无匹，如尖刀刺下，划开了那一层薄如蝉翼的遮羞布。

而李显穆将他们召集起来的目的，便显而易见了，他们手中皆有奏销文册，又深谙江南赋税其中门道。

甚至哪里交的足、哪里交的少，他们都一清二楚。

朝廷税赋，律有明文，缘何竟有如此参差？

因为奏销制度！

按照大明规定，州县官府每年将流水账簿与年终奏销文册提交布政使司核对。

而后布政使将全年钱粮文册向户部提交，详细列载田赋、丁银等正项钱粮的实际征收数额与存留、起运明细。

对因灾荒或特殊政策形成的积欠钱粮，地方官需编制豁免清册，经户部审核后予以销账，这就是奏销。

这项制度本是好意，古代没有现代的农业技术，极其容易遭灾，奏销制度是一种合理的人性化制度。

但执行起来问题就大了。

地方豪强大族凭借权势交通官府，贿买书吏，将本该完纳的税粮，巧立名目，混入积欠，借“奏销”之壳，行“隐混拖欠”之实！

本该充盈国库的粮银，便在这“合法”的幌子下，无声无息地流失了。

如今李显穆所问，便是这积年累月、以奏销之名拖欠的如山钱粮

在场众人皆是省府、户部掌管钱粮的官员，甚至过去极有可能收受过大族的贿赂，自然不会不知。

所以才会不安心虚。

良久的压抑沉默后，方有人低垂着头，声音发颤地挤出几句：“抚台……

此事…盘根错节、没有那么简单容易…纵然先帝和李忠文公在时…亦知此事。”

屋外的雨声愈发大，说话的人断断续续，外间的雨幕却没有丝毫的流连，击打在屋檐上，而后潺潺串成水珠。

九天之上，一直在关注的李祺闻言吐出一声长叹，微微怅然，是啊，当年他就知道，可最终还是没做改变。

为何呢？

因为他不敢收！

不是缺乏对大族动刀的勇气，而是顾虑天下普通百姓的生死。

类似王安石那般轰轰烈烈，最终让百姓承担一切苦难，临了只说一句“我本意是好的”，那种事李祺不愿意去做。

若真以铁腕去十成十的收税，能不能收上来？

能！

可后果呢？

若他真敢按照十成十的收粮税，士绅自有千百种手段规避转嫁，最终多出来的负担，还是要落在早已不堪重负的贫苦小民肩上。

纵使白花花的粮食收上来，你又如何分辨哪粒出自豪强仓廪，哪粒榨自百姓活命的口粮？

这不是铁腕不铁腕、愿不愿意去做的问题。

而是朝廷的掌控能力问题。

朝廷看不到下面、管不到下面，只能闹大一例、处理一例，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办法，便是统治裕度——“虽然存在，但朝廷不允许，想管的时候就能管”。

李显穆对此自然清楚无比，早在很多年前，他父亲就教导过他——

“身居庙堂之上而执掌天下，若仅仅图一身之富贵、一世之清名，循规蹈矩即可。

就比如为父这条路，受天下赞誉，表面上做了不少事，可实际上那些国朝艰难的痛处，一个都没有改变，那些触及权贵的利益变法，一件事也没做！”

这不是李祺谦虚，他对大明的改变都在上层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方面，变法之事碰都没碰。

不是他不想，而是他做不到。

原因很简单，他手底下没人。

但凡变法，手底下一定有一支如臂指使的干吏队伍，足以深入帝国的角落，才能把主持变法之人的意志贯彻下去。

商鞅颁布垦草令三年后才开始变法，那些跟着他垦了三年草的人，已然遍布秦国，这些人就是他的倚仗。

张居正先是继承了清流党人的政治遗产，又用了数年时间整顿吏治，所谓整顿吏治实际上就是肃清内部的不坚定之辈、顺便打击反对派，他的意志甚至能通达县乡，才有了万历十年。

再看变法失败的反面典型，庆历党人、新学党人，只在中央层面一致，连州都控制不了，变法是一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