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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一章 特殊国情引发的离奇剧情（第1页）

昏暗的冬日光线透过厚重的窗帘渗入房间，伦敦风格的精致家具与俄国气息浓重的地毯交相辉映。

火炉里燃烧的桦木散发着轻微的噼啪声，与外面寒风的呼啸形成对比。

亚瑟两只手按在雕花实木书桌上摊开的地图上，书桌边凌乱的各种报告显示出他正忙于处理紧急情报。

对于英国驻俄使馆而言，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可不仅仅是文化参赞，他的身上还兼任着密码官的职责。

印有英国驻德黑兰领事馆红色蜡封的文件，文字稀少却密布暗语。

亚瑟用蘸满墨水的钢笔轻轻勾画解密的关键字，一字一句地核对着情报内容。

字里行间，高加索的动荡局势几乎在眼前浮现：达里阿尔峡谷的雪崩阻断了俄军的补给线，俄军的辎重队被迫停滞，切尔克斯山民的骑兵在夜幕下突袭，截断了俄军的前沿哨所，夺走了多箱火药和弹药……

不过，亚瑟对于这些军事进展并不感兴趣，最令他感到疑惑的是一个在近期情报中经常出现的高频词。

无论是从波斯的德黑兰领事馆发出的情报，还是休特大尉从高加索传回的消息，都提到了近段时间内切尔克斯山民中出现的新领袖——达乌德·贝伊。

虽然有关达乌德·贝伊的情报非常模糊，但是有相当数量的证据显示，支离破碎的高加索山民部落正在达乌德·贝伊的帮助下走向联合，虽然这位切尔克斯人的新领袖并不擅长作战，但却是个统一组织政权、协调抵抗运动的好手，甚至于俄军还从切尔克斯人手中缴获了一份由达乌德·贝伊起草的，用英、法、德三种语言写成的《独立宣言》。

除非亚瑟疯了，否则他怎么可能相信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山区的高加索山民能写出这样花团锦簇的三语文章。

达乌德·贝伊就算不是戴维·厄克特爵士，也一定是与他同行的《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朗沃斯。

也就是说，戴维爵士和他的团队不仅成功突破了俄国人的黑海封锁线入境高加索，还成功与切尔克斯山民取得了联系，甚至混成了反抗军领袖。

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历尽艰险，克服重重困难，辗转来到高加索，毫无利己的动机，把高加索山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这是妥妥的圣西门主义！

如果把戴维爵士的事迹告诉加里波第和赫尔岑，他们肯定会对他大加赞扬。

但是在强调纪律、向来不以宽容著称的英国外交部看来嘛……

呵！

戴维·厄克特这家伙，刚成年就跑去与拜伦勋爵一起参加希腊的英国志愿军，这违反了当时外交部对希腊的不干预原则。现在，这位驻奥斯曼帝国使团第一秘书又不顾外交部政策私自潜入高加索……

如果不考虑他与国王威廉四世是忘年交，奥斯曼大使庞森比勋爵也是他的好友，依照外交部条例给他下定论，给这家伙定个叛国罪都是轻的！

与戴维·厄克特爵士干过的事情一比较，另一个刺儿头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仿佛都成了温良恭俭让的优秀代表了。

《孟子》有言：黑氏为我（功利主义），是无君也。厄氏兼爱（圣西门主义），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小小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部竟出了两头禽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子爵左青龙右白虎，纵是梅特涅和塔列朗这样的欧洲老牌外交官都不曾享受过他这样的福分。

自从亚瑟向驻俄大使达拉莫伯爵汇报了有关达乌德·贝伊的情报后，达拉莫伯爵深感学生临危受命扶驻俄使团于将倾的不容易，所以便同意了亚瑟前往莫斯科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英俄文化交流活动的请求，方便他坐镇一线指挥高加索地区的情报活动。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亚瑟更想去的地方其实是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但奈何外国外交官的活动范围严格受限，他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获得高加索地区通行证的。

不过在莫斯科的这段时间，除了枯等情报以外，亚瑟其实还有不少事情可以做。

在他的一再推荐下，莫斯科总督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勉为其难的阅读了那份果戈里的大作《小俄罗斯史》，并对这位女子学院教师的才华大为惊讶。

于是，他顺理成章的向自己的堂弟莫斯科大学学监谢尔盖·戈利岑公爵推荐了这位俄国史学界的新秀，并推荐他出任莫斯科大学的世界史副教授。

只不过，果戈里貌似对这个职位并不满意，虽然莫斯科大学的声誉要远远超过基辅大学，但正如他说的那样，他并不关心在哪所学校教书，只是一心想找个温暖的地方治疗他的痔疮。

彼得堡的气候他都忍受不了，而莫斯科的天气显然比彼得堡更糟糕。

至于奥加辽夫等人的案件，或许是由于赫尔岑听到了那天亚瑟与舒宾斯基的对话，所以赫尔岑通过他的私人关系向警察局监牢里的奥加辽夫递了话，让他千万不要听信警察和宪兵的哄骗，无论如何都不能松口。

当然，实际上奥加辽夫也没有什么可松口的，因为根据目前警察和宪兵们调查的结果，那场高声颂唱侮辱沙皇尼古拉一世歌曲的宴会并没有邀请他们。

那些真正参加了这场宴会的年轻人早就坐实了罪名，并且已经在休特大尉的押送下前往高加索军团服役了。

如果按照苏格兰场的办案流程，照理说，这案子理应画上句号了。

但是，正如舒宾斯基上校先前预料的那样，莫斯科宪兵司令沃尔科夫一心要把这案子办成大规模团体事件，以便踩在这群年轻人的背上升官发财。

由于现在已经不需要再找人去高加索了，所以亚瑟看在他为数不多的那点良心上，从舒宾斯基上校托关系借阅到了俄国的《警察条例》，那上面明文规定：一切被捕者在被捕后三日内，均有权获知被捕原因，否则应即释放。

但奥加辽夫呢，根据赫尔岑所说：“他为这案子已经坐了好几个礼拜的监牢，然而，当他一问自己究竟是什么罪名，警察署长只会恶狠狠地回上一句：‘您犯了什么事您自己还不清楚吗？哪儿还要特地跑来问我！’”

如果是在伦敦，这事情非常好解决，律师们非常喜欢接这种一眼就能打赢的案子。

案情清晰，证据充分。

因此，他们甚至用不着花大价钱请什么知名律师，只要请迪斯雷利先生吃顿饭，拜托他短暂重回律师老本行干一天就行了。

但是，这里不是英国而是俄国。

且不论两个国家分属于不同法系，俄国甚至没有律师这一职业，行使律师职责的是被称为‘起诉代表’的贵族和学者，或者干脆就是由检察官代为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