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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章 大军压境（第1页）

洪承畴站在血泊边，对着张福臻等人大谈其“追剿为上，以杀止乱”的道理。

他神情冷峻，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平息乱局，匡扶社稷。

但洪承畴似乎全然忘记了，或者说，是刻意不去回想，自己也曾是这卑微众生中的一员。

论起出身，洪承畴比起这些饥民们也高不到哪儿去。

他自幼家境贫寒，十一岁时辍学，只能每天跟着母亲走街串巷，靠卖豆干勉强糊口。

如果洪承畴生在陕西，只需要一场大旱，顷刻间就能让他沦为食不果腹的饥民。

但他运气很好，生在了受灾并不严重的福建，而且还有族人办学。

在沿街叫卖豆干的间隙，他常常会跑到村中学塾外，踮着脚尖，偷偷听夫子讲学。

他的这份聪慧与勤奋，被当时的同族才子洪启胤先生看在眼中。

洪启胤见这孩子虽然衣衫破旧，但眼神中透着一股灵气，谈吐间也颇有见地，不禁起了爱才之心。

于是，洪启胤便将洪承畴收为弟子，不仅免除了他所有的束脩和生活开销，更是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在洪承畴的课业簿册上，洪启胤曾写下“家驹千里，国石万钧”的批语，可见其厚望。

而洪承畴也确实没有辜负恩师，他天资聪颖，又肯下苦功。

万历四十三年，洪承畴一举考中举人，时年二十三岁。

次年，洪承畴赴京参加会试，高中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正式踏上了仕途。

二十四岁的进士，可谓是风头无两，然而，官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他入仕后，也曾起起伏伏，在各个衙门间辗转，品尝过人情冷暖，见识过官场险恶。

多年以后，凭借着自身的才干与不懈的钻营，他终于爬到陕西督粮参政得位子上，开始在陕西官场崭露头角。

正因为自幼出身贫苦，洪承畴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刁民为何要铤而走险，聚众造反。

天灾连绵，百姓无地可耕，再加上官府横征暴敛，这才将他们逼上了绝路。

但为官多年，他同样也很清楚，大明朝的基层政府到底是什么德行。

朝廷对于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束手无策；豪绅大户们良田万顷，却巧立名目，逃避赋税。

但国库空虚，开支浩繁，朝廷上下都需要用钱。

无奈之下，朝廷只能不停地向农民征税，而这也导致了陕西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

面对这种上层无力，下层贪腐的情况，洪承畴逐渐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剿匪理论”。

在他看来，既然朝廷无力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只能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了。

面对这些刁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杀。

杀他个人头滚滚，杀他个血流成河！

只有把这些吃不上饭的刁民们给杀干净了，才能有效地缓解因为人口过多而造成的粮食压力，进而维持住朝廷在陕西的统治。

洪承畴的这一观点，倒是和数百年后提出人口论的马尔萨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出发点和理论体系截然不同，但在通过削减底层人口来缓解社会矛盾这一点上，逻辑惊人地相似。

有了这样一套理论作为支撑，洪承畴在战场上杀起俘虏来，自然是心安理得，毫不手软。

在他初出茅庐的韩城之战中，他便下令将三百俘虏，无论男女老幼尽数诛杀。

而这一战也打响了他洪承畴“知兵”的名头。

崇祯也因此对其青睐有加，不久便擢升其为延绥镇巡抚，继而升任三边总督。

每一次屠杀，洪承畴来都能积累战功，转而带来官职的升迁。

所以品尝到了“杀人升官”的甜头后，洪承畴也愈发坚定了自己的那套剿匪理论。

陕北的一个又一个饥民，成为了洪承畴在官场里青云直上的垫脚石。

而这样的杀俘行为，自然也会遭到像张福臻这种官员的抵抗，但洪承畴自有办法。

一封措辞严厉的奏疏，从边墙直送京师。

奏疏中，洪承畴不仅详细的汇报了自己在铁角城“大破贼巢，斩首数千，俘虏尽诛”的赫赫战功；

并且还特意点名了延绥镇巡抚张福臻“心存妇人之仁，险些纵走贼酋，贻误战机”云云，请求皇帝圣裁。

崇祯当然也明白其中深意，为了安抚鼓励洪承畴，同时也为了杀鸡儆猴，警告那些在剿匪战事中瞻前顾后、心慈手软的官员；

崇祯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便下旨将张福臻一撸到底，革职查办。

至于空出来的延绥巡抚一职，崇祯思虑再三，最后换上了陕西左布政使陈奇瑜，并命其继续追剿陕西残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