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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西行快车上的凶案（第3页）

我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你的好梦做到半截却被突然惊醒时，大脑总得要一些时间去反应吧。但如果你手里有把冒着烟的枪，脚边躺着一个死了的男人，事情便再明白不过。强盗的白T恤上到处是血；颜色越来越暗，范围也越来越大。这可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在电影里，一颗子弹能立即制造出一片红色，并一直保持同样大小，直到人们把尸体抬进救护车里为止。不对！事实上，子弹刚刚射进人体时，甚至没有血流出来；它是一点儿一点儿地渗出来的。一开始只是个小红点，还不如一颗图钉大，然后变得像钢镚那么大，像茶碟那么大，再后来扩展得跟晚餐用的盘子那么大。红色不断地、不断地扩大，血越来越多，直至奔流成河。整个车厢几乎都泡在鲜血的河流中，我开始透不过气来。阿克夏的父亲狠命摇晃我的肩膀“振作起来，听我说！”他大声叫喊；红色在我眼前消散。

我坐在我的铺位上，成群的人围着我。实际上，整个车厢的人都跑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男人们、女人们和孩子们都伸长了脖子来看热闹。他们看到一个已经死去的、无名的强盗，他躺在地下，白T恤上有一块暗红色的血渍；以及额头上带着深深伤口的父亲；每一滴奶水都已被饥饿的婴孩吮吸净尽的、惊恐的母亲；绝不会再在火车上看《阿奇漫画》的弟弟；恐怕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噩梦的姐姐；还有一个街头男孩，曾经短暂地拥有过一笔财富，但永远不会再做中产阶级的美梦了。

包厢内黄色的灯光异乎寻常地刺眼。我一次次艰难地睁开眼，双手无力地握着枪。这是一把小巧而实用的枪，有着银色合金枪身和黑色的扳机。枪身两侧都清晰地刻有

“科尔特”几个字，还有一个奔马的图形。我掉转枪身，在另一边的枪口附近发现了

“轻型”字样，但我却感到它重得出奇。枪身上还刻着些字母，虽然已不大清楚，但还是可以辨认出来“美国造”和

“DR2491”。

米娜克西偷偷地看我，眼神就好像萨利姆在看着电影明星。我知道，在这个瞬间，她爱上了我。如果我现在向她求婚，她会答应嫁给我，我们会有一群孩子。即使没有那五万卢比，我们也会过得很幸福。但是，我没有回应她的顾盼，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此刻，在我的眼里只有手中的枪，和死去的无名强盗的脸。

他可以有许多种死法。他可以在拥挤的市场里遭遇警察被击毙而死；可以在路边小摊上喝茶时被敌对的帮派杀戮而死；或因为染上霍乱、得了癌症或者艾滋病在医院里不治而死。然而，他没有死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而是死于我射出的一颗子弹。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火车旅行最关键的就是可能性，但心脏处的那个弹孔却使一切成了定局。死亡的躯体绝不会再乘火车旅行；也许它会去往一个火葬场的柴堆，但绝对不会再遇到叫卖的小贩和火车检票员了。我呢，无论怎么说，将要面对的很可能不仅仅是小贩和检票员，还有警察。他们将怎么看待我？是一个英雄吗？保护了端庄的女孩，并为这世界除掉了一个穷凶极恶的强盗；还是一个冷血杀手？枪杀了一个男人，甚至在不知其姓名的情况下。我知道的仅有一点：我不能冒险寻找答案。泰勒上校的话猛然闯入我的意识，如同一道闪电来自天空：搞乱你的行踪，甩掉你的尾巴。现在我清醒地知道必须怎么做了。

火车即将到达下一个车站。那里毫无疑问会有一队警察在等着我。我从车门跳了出去，手里依然握着枪。我飞奔着，越过铁轨跳上另一列正要离开月台的火车，将自己挂在车门上。当火车经过一座铁路桥时，我把枪丢进黑黢黢的河流里。然后，在火车到达下一站时，我跳出去并找到另一列开往另一地的火车。我就这样跳来换去地折腾了整整一夜，从一个车站转移到另一个车站，从一列火车转移到另一列火车。

一座座城市在我眼前掠过，模糊不清。我不知道自己乘坐的火车是向南还是向北，向东还是向西；我甚至不知道上的是哪一趟列车；我只是不停地换呀换。只有一件事确定无疑：那就是我绝不能去孟买。阿克夏可能已经告诉警察有关我和萨利姆的关系；他们会在加可帕逮捕我。我也不能在那些冷清昏暗的车站下车，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我等待着这样一个车站：灯火明亮、人声鼎沸、人潮熙攘。

早上九点钟，我乘坐的火车喷着蒸汽停靠在一个看上去喧嚣忙乱、人潮拥挤的站台。我下了车，戴着冒牌的卡西欧手表，穿着扯破了的、少了三颗纽扣的纯棉衬衣，脏兮兮的满是油污烟尘的Levi’s牌牛仔裤。这个城市看起来是不错的暂时栖身之地。我看见月台的尽头立着一块巨大的黄色牌子，上面用黑色粗体字标出：阿格拉。海拔19米。

丝蜜塔捂住嘴。

“啊呀，天哪，”她吃惊地说，

“你是说，这么多年来你一直生活在杀死这个男人的罪恶感中？”

“是两个男人。别忘了我是怎么把桑塔拉姆推下楼的。”我回答。

“可发生在火车上的事纯属意外。你完全可以证明那是正当防卫。不管怎样，我会先查查这个案件是否登记在册。我不认为其他乘客会让你受到牵连；毕竟是你救了他们。顺便问一下，那个女孩后来怎样了？是叫米娜克西吧？你后来又见过她吗？”

“没有。再也没有。现在还是继续看竞赛节目吧。”

演播室里，灯光再次转暗。

普瑞姆·库马尔转向我，问“现在，我们进入第七个问题，奖金二十万卢比。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说。

“好。请听第七题，谁发明了左轮手枪？是A，塞缪尔·科尔特；B，布鲁斯·布朗宁；C，丹·韦森；还是D，詹姆斯·瑞弗沃？”

背景音乐响起。我陷入深深的沉思。

“你听说过这些名字中的任意一个吗？”普瑞姆问我。

“其中一个有点儿耳熟。”

“那么你打算退出呢还是碰碰运气？”

“我不打算放弃。”

“再想想，如果答错了，你可能会失去到现在为止已经赢得的十万卢比。”

“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准备好了。”

“好吧。你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A。科尔特。”

“你完完全全、百分之百地确定吗？”

“我确定。”

鼓声渐强。正确答案闪出。

“完全正确，百分之百正确！正是塞缪尔·科尔特在1835年发明了左轮手枪。祝贺你，你刚刚把你赢得的奖金翻倍了，二十万卢比！”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以三倍的利息赢回了我的五万卢比。感谢那个皮肤黝黑的强盗，那个我不知其名的人。

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音乐再次响起。然而我耳中回响着的唯一声音，是火车行进中活塞发出的无情而单调的隆隆声，从新德里到孟买，最后到阿格拉。

普瑞姆·库马尔突然跳离他的椅子，趋前跟我握手，却发现我的手绵软无力，毫无反应。不难想象，如果在现场竞赛进行到一半时，你的心神突然间被意外的惊喜所占据，大脑自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作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