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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丁街诊所（第1页）

他们当然被告知了还是要对所有走出酒店的漂亮黑发女性保持警惕，但根据之前的调查，凶手颧骨有颗小痣，这位时髦的女士显然不符合该特征。

何况没人会相信党卫军最炙手可热的年轻指挥官能与个残暴的女杀手有任何瓜葛。这种联想会荒谬到让举报者自己先被送进审讯室。

而就在离这大概五十米的拐角处，刚从伏瓦辛餐馆吃饭回来的君舍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克莱恩挽着个驼色大衣的女人走到车里，勤务兵将几个行李箱塞进后面跟着的军用吉普，车队随即扬长而去。

君舍对这个让克莱恩在床上神魂颠倒的新欢十分好奇——似乎也是个娇小白皙的女人。看来他老伙计对女人身材的口味还是非常稳定的，可惜就是没看到他的脸，被帽子盖得严严实实，连下巴都被围巾遮了大半。

刚走进了车里，女孩的小手就默默从男人的臂弯里收了回去，男人湖蓝的眸子睨了她一眼，从鼻腔里发出一声冷哼，一路无话。

其实俞琬的内心远没有表现的那么淡定，又要离开他的实感让她一夜都没怎么睡好觉。中国有句话叫“相识相知，相忘于江湖”，可它到德国却变成了是“BergundTalkommennibsp;zusammen，wohlaberdieMens”，字面意思是“山和山永不相逢，人和人终将再见”。

命运确实让他和她再见了，可这再见的背景却十分黑暗血腥，甚至她在第二天就开诚布公和他单方面吵了一架。

巴黎初春的小雪说来就来，不一会儿屋顶上就结了一层白色。

奔驰车一路从第一区林立的酒店驶入第叁区接地气的街巷，终于在女孩说的圣马丁街53号停了下来。这是个到处都是鹅黄色奥斯曼式建筑的安静街区，看门牌号是个很小的诊所，还没开门。

“你住在这？”

女孩点点头，她说她来巴黎后，在亲戚的帮助下在这开了家诊所。“一楼看诊，二楼住人。”

克莱恩的经验里实在无法想象，那么小的地方能住下一个女人。即使他本人在雪地战壕和坦克舱里也将就过很多晚上，在营地也是一间卧室解决所有，但那是战场，他是男人。

况且她还是个住在街边的，一个人开诊所的，独居女人，他皱了皱眉。

不过他刚刚就留意了一下周围行人，看着倒暂时不至于是个太危险的地方。

车门打开的瞬间，寒风卷着碎雪灌进来，男人下意识地帮她紧了紧围巾。

女孩心里一暖，可下车时，终究还是有些空落落的。这些天她真该感谢他的，沉默了许久，还是大着胆子看向了他湖蓝色的眼睛，“谢谢你，我，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可是不知道怎么还，雪粒落在头顶上，她望着远去的尾灯，咽下后半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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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今的唐人街位于十叁区不同，上世纪40年代的巴黎华人大多聚居于第叁区，这个以工艺美术馆为圆心，沃尔塔街和梅尔街交织成的叁角地带，是最早的“小中国”。他们中的第一个家庭早在1900年代就在此定居，从事皮革和瓷器行业。

久而久之，周边也有了不少中餐厅，中药店和中式杂货铺，温兆祥的兆丰丝绸商行也坐落于此。

而叁个街区外的圣马丁街就是截然不同的气质了。这里属于巴黎有名的中上产聚居区，建筑是粉刷一新的黄色和粉色。法式阳台上有五颜六色的鲜花和藤蔓，即使在物资匮乏的战时，面包房每天都还在固执地飘出法棍香。

街角处，一位老人支着画架，描绘着眼前景色，他偶尔眯着眼打量一番，再添上几笔。身旁的小猫晒着太阳，时不时伸个懒腰。

这里主要居住着法国商人，也有律师学者、高级神职人员和艺术家，当然也有纳粹驻扎巴黎的中层官员。

之所以把小诊所选在这里，一是因为组织觉得这更安全隐蔽，既不像工人区那样是地下抵抗运动的温床，又因没纳粹高官入驻而不会有那么严的安保，自然也不容易引起盖世太保注意。

二则，这里离唐人街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距离，所以即使有东方面孔频繁出入诊所，也不会引起周围人的怀疑。

一开始，一个开诊所的东方女人的出现，自然成了这条街上不小的新闻，和对所有来自遥远地方来的东西一样，大家既好奇又适当保持着距离。

隔壁面包房的老板娘玛德琳太太是第一个和她搭话的人，她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天，这位文医生用一口流利的法语问她新出炉的可颂是不是加了巧克力馅。

“上帝啊，她的法语比有的巴黎人还要标准！”她后来对老主顾惊叹道。

巴黎这座“不设防”的大都市，终究以它特有的包容接纳了她。渐渐地，俞琬不再是街坊们口中那个“神秘的东方女医生”，而成了圣马丁街的一部分——就像街角百年小店里永远弥散着咖啡香，或是老画家雷米先生雷打不动的写生习惯一样。

俞琬也渐渐适应了在这里的生活，她从小学的法语也在这时派上了用场，还交到了一群新朋友。

她每天清晨会去花店挑一束满天星或百合花摆在桌上。“文医生，昨晚的歌剧您听了吗？那个新来的意大利男高音，天啊，真是让人心醉”那位优雅的杜邦夫人在那遇见她时，总会这样寒暄。

中午，她常常去附近公园坐在长椅上，一边吃着叁明治一边翻着从书店借来的小说。书店老板玛格丽特是个女作家，叁十出头的利落短发，偶尔，她会端着咖啡坐到她旁边，与她讨论加缪的新作或是杜拉斯笔下潮湿的东方情调。

“又躲在这里偷闲？”

“今天不写你的侦探小说了？”俞琬笑着挪了挪位置。玛格丽特在她身边坐下，从包里抽出《局外人》，那上面密密麻麻都是批注。

“写作需要灵感，而灵感，”她眨眨眼，“往往来自与聪明女士的对话。”

有时，街角画廊的画家也会加入他们，他是个留着乱糟糟棕色卷发的年轻人，总爱用夸张的手势谈论着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如何颠覆传统美学，或是莫奈的睡莲如何捕捉了光与影的变幻。

俞琬听得入迷，她从未真正学过艺术史，但她发现自己竟能跟上他们的讨论，偶尔还能提出自己的想法，比如中国水墨画里的留白和东方美学里的“意境”。画家总喜欢这样惊讶地拍桌：“天啊，文，你该去索邦大学开个讲座！”

正是在这样的午后闲聊里，她第一次从玛格丽特口里听说了波伏娃和她的《第二性》。

“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她念出书里的句子。俞琬摩挲着书页，忽然意识到，自己过去的人生似乎一直被困在某种既定的框架里。

在上海和柏林，她是温婉的女儿、得体的淑女；在华沙，她是被他们凝视着的“上校的异国情人”；而在这里，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可以仅仅是自己，一个可以思考、可以争论、可以选择的女人。

*波伏娃是上世纪初法国最有名的女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