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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刘岩和几个同学,创办了一份后来轰动燕大校园的经济学刊物,叫《学友经济》。
学友经济社团成立的主要宗旨,就是为华国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未来的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尽一个经济学人之力。
刊物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当年全年级就有六十多人次在《学友经济》上发表文章,大有伟人曾经在诗中所描写的场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在这份刊物上,77、78级学生经常因为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与75、76级工农兵学员争执不休。
每当战端一开,燕大三角地的宣传栏,就俨然成为了硝烟弥漫的主战场。
这样的争端,一直延续到1980年春节前。
75、76级的工农兵学员,从1979年春节前开始陆续毕业。直到1980年春节前,尽数离开了大学校园。
从此,工农兵学员成为了那个历史年代的一段往事、回忆和句号。
在刘岩前世的记忆中,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在华国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工农兵学员这么一代特殊的大学生群体。
随着1979年夏天79级大学生的入学,华国大地上的每一个校园,终于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思想。
……
在燕京大学四年的日子里,大学生吸取和补充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机会的把握和理念的树立。
77年高考刚刚恢复的时候,人们的脑子里还有很多十年里灌输的东西,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洗涤。
而燕京大学,正是这个清洗过程的开始。
说实话,很多燕大经济系的同学,入学快一个月了,仍然心怀重重困惑、疑虑和不解:
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包括刘岩和范丽莉,时常是一脑袋的懵懂。
当时,很多学科没有正式的课本,只是油印的讲义,或与75、76级工农兵学员用的是相同的课本。
刚走进校门的那一刻,每一个77级的大学生,心里都有一个远大理想和抱负,那就是: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受苦受难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
直到后来才逐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原来,我们国家和世界上很多先进和发达的国家相比,差距非常之大。
从1978年春节后入校,一直到1982年春节前毕业,77级的大学生和整个社会一起,不停地感受着思想解放、体制改革、理想重建的新旧观念冲击。
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经常为了一个问题和一个观点,争的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比如,在改革中,农村是否应该包产到户?
能否办私人企业?私企可否雇工?
雇工算不算剥削?雇用多少人算剥削?
怎么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
怎么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
并由此分化出更多的问题:
企业怎么决定生产?应不应该有利润?
农村包产到户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人民公社为什么不能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等等。
在每一晚熄灯后的长夜里,同学们躺在床上,任然会为这些问题,在宿舍里争论不休。
就拿刘岩他们六个人来说,好不容易抽出时间聚会一次,每个人也会为了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吵得天翻地覆,不欢而散。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怎么能允许私有制企业?”
“农村包产到户,岂不是走回头路吗?像刘大爷那样的贫下中农,今后怎么办?”
“私有制企业的老板不就是资本家吗?工人不是又要受到剥削吗?”
“源平竹器厂算是什么性质的企业?”
……
甚至在刘岩和范丽莉之间,也时常会因为不同的看法,闹得两个人几天相互不说一句话。
关于农村包产到户的话题,在77级整个上学期间,都在艰难地前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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