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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1章 三百六十一章：我们的骄傲你们不懂（第3页）

山河的种种做法，对他们来说更像是年轻时的玩乐嬉戏！

<divclass="contentadv">比如《巴黎评论》的记者就这样问他：

“丘，你未来还会继续现在的生活？继续当导演，拍电影来娱乐大众？”

“当然！”

山河回答的很肯定，

“文学诞生的初衷就是娱乐大众，至于其中赋予的种种内在，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从十几岁第一次为妹妹写日记开始，我的初衷就没有改变，我希望更多人看到我的文字，希望用普通人能接受的笔触来解读一个故事，电影也是如此，文字和图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在我的脑子里两者是相互成就的，这让我十分着迷！”

“在你看来，新一代主流文学作家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代表不了新一代主流文学作家，我甚至对自己是否是主流文学作家都不确定，文学在我这里没有主流和商业之分，我们面对的是互联网时代，资讯高度发达，未来的主流文学必然要面对更多的读者，面对着商业化。

小说写的再好，只有一小撮人能读懂，只有极少数人与你共情，这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

这些西方媒体对山河的提问很广泛，从文学到生活，再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提及，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就对山河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丘，你作为一个新生代华夏人，是怎么看待时代留下的伤痛，毕竟这些伤痛才是文学作家的灵感之源？”

山河看了看这个话中有话的中年记者，微微的笑了笑，

“世界有许多伤痛，华夏的伤痛更多，最大的伤痛就是我们曾经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方，但被西方现代科技所打败，由此留下了巨大的伤口，整个华夏用了近两百年的时间来愈合这个流血的伤口，而近代华夏几乎所有的时代伤痛都是为了疗伤！

任何时代都不是完美的，或许作家需要揭露黑暗、反应现实，但那应该是作者的生活体验和真实想法，如果刻意的去贩卖炒作时代伤痛，那就本末倒置了，其行为令人不耻！”

这个记者依然不肯罢休，继续问道：

“华夏的经济在极速的向前发展，但相对应的其他方面好像依然停留在二十年前，你认为这种状态健康吗？”

面对着这位优越感满满的典型西方记者，山河说的很直接，

“当你评论一个人或者国家的时候，需要切身了解她的历史和现状，并不是站在高处，道听途说后，就指手画脚！

你们或许没有品尝过国家落后给民众带来苦难，但我们经历过，我的祖辈们不止一次的跟我说起过那些苦难的历史，被人践踏和侵略的眼泪与鲜血在华夏不能再一次发生，这是全华夏的共识，所以我们致力于强壮自我。

至于你说的二十年从未改变，我并不认同，你眼中的改变无非是什么民主人权之类政治理念，华夏与西方的历史不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许许多多的差异，你用西方人的标准来看待华夏人，必然会产生许多误解，我建议你应该多了解华夏，就像我们了解欧洲一样！”

西方主流文学界对华夏的眼光是陌生而又悲怜的，在他们看来一个好的华夏文学作家就应该揭露愚昧，批评现实，把华夏形容成他们眼中的模样。

比如俞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比如莫言的《丰（ru）肥（tun）》和《蛙》。

山河的小说里几乎没有这些，他过往最出名的两部作品写的都是西方的阴暗和缺陷。

而这部《少年易的奇幻漂流》里更是超脱了政治和人种，把目光投向了整个人类的哲学思辨。

这与他们眼中的华夏文学家差别甚大，所以，在众多的采访中，这种差异表现的很明显。

《凯尼恩评论》的记者就直接对山河发问：

“近代华夏文学经历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现在的先锋文学，丘，你作为新一代华夏文学作家，与他们差别极大，你是怎么看待华夏文学现状，怎么看待华夏的文学作家？”

山河思考了片刻，回答道：

“他们都是我的前辈，我父亲很喜欢他们的作品，他们是我写作的引领者，我很钦佩和尊重他们！

华夏经历过一些特殊的苦难，思想和生活都受到了巨大的压抑，当一个人从极致的压抑中获得解放的时候，他的思想是无比活跃和新奇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华夏八九十年代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就是这种思潮的产物，这是时代给华夏留下的产物，到现在依然是华夏的主流文学。

但我所处的年代不同，我出生在农村，在县城里懂事，在城市中学习，在全球资讯中长大，这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与父辈的思想有着巨大的差异，文学植根于历史文化，追随于时代的脚步，我与父辈们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追随着他们的时代，而我追随着我的！”

…

《法兰西杂志》的采访者同样问道：

“你的华夏前辈都在描述人性的丑陋，社会的阴暗，而你的小说里丝毫看不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因为你是个民族主义者还是在刻意的掩饰？”

“哈哈…”

山河被记者的问题逗笑了，

“也许是因为我还太年轻吧！写作需要体会生活，你或许不知道我的成长经历，我没有体会谈何揭露，如果为了刻意的揭露黑暗，或者迎合某些人的需要去创作，那就是欺骗，欺骗别人也在欺骗自己！

小说是在编造故事，但实质上还是在反映现实，我的前辈们写这些，是因为他们经历目睹过这些苦难，而我没有他们的阅历，这与民族主义者没有任何关联，民族主义不是粉饰太平，我的作品里不是没有反映社会的不足，建议你看看《少年的我们》和《信号》！”

…

山河经历了数十个文学记者的采访，深深的意识到西方主流文学界的优越感和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