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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面上带笑的周长城竟和一个起身要走的男人对上了视线，那人板头正脸、身形挺拔，两人都觉得对方有点面熟，看了一眼，又再看一眼。

周长城脸上带着不确定的疑惑，试探地问：“你是，董孝武吗？”

“对，我是！你是周长城吧？”那高大的中年男人显然也是认出人，还喊出名字来了。

“董哥！有几年不见了！”周长城赶紧伸出双手去，握住董孝武的手，激动地问，“你现在怎么在深圳，什么时候从广州过来的？出差吗？”

“嗐，我过来好几年了！”董孝武也用力回握周长城的手，“你怎么也在深圳？之前你不是在…在广州的一个什么厂？我记得是很大的厂。”太久没见，他都想不起来了。

周长城便说：“我们公司是港资，叫昌江精密，现在老板在深圳也建厂了，所以我就跟着调动过来了。董哥，真是有几年没见了！相请不如偶遇，今晚一起吃饭？”

但董孝武下意识迟疑了一下，看向刚刚跟他一起坐在这儿吃饭，现在正站在门口等他的戴墨镜的男子，那男子不高不矮，有些不苟言笑，似乎颇有威严，年纪应该比周长城大，肯定比董孝武小，可他那气势和表情，看着倒像是董哥的老大，只见他对董孝武微微摇头，意思是不能吃这个晚饭，他们还有事要办。

董孝武也觉得很可惜：“长城，今天确实是有事，改天！改天我请客！反正大家都在深圳，咱们肯定有机会喝酒聊天的！对了，还有黄锐鑫那小子，我在广州的时候也跟他喝过两次酒，还在他手上买过一个冰箱，那小子花头多，什么玩意儿都搞得了。哪一日咱们把他从广州叫到深圳来，咱哥儿几个再聚一聚，吃吃饭！”

他乡遇旧同学，不论是董孝武还是周长城，都很高兴，之前在广州学车时，他们两个还有黄锐鑫是经常被排在一起上课的，所以关系很好。

原先就知道董孝武是退伍军人，帮一个领导开车，他自己说不方便透露领导的姓名和职位，只知道应该级别不低，周长城和黄锐鑫两人也没勉强问过，这次能在深圳见到董哥，估计他也跟那位领导一起调动过来了，当然这都是他的猜测，现在餐厅里人这么多，也不方便讲隐私的事，只能改日再说。

“你怎么在这店里？”董孝武看周长城和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走进来，听起来是这家店的老板，他又看下收银台边上坐着扇风的万云，万云对他笑了一笑，他问，“这是？”

“那是我爱人万云，这个店是我爱人开的。”周长城赶紧给他介绍，“小云，叫董哥，我们以前是很好的同学。”

“董哥好。”万云笑眯眯地叫人，她现在特别怕热，就算深圳的天气已经逐渐凉爽下去，还是觉得从心底里发出燥热，到哪儿都要拿着扇子扇风，“我不便站起来，请见谅。”

“不要紧，不要紧，弟妹你坐着。”董孝武拍拍周长城的手臂，“好小子，要当爸爸了。这是第几个了？”

周长城只是笑，说是第一个，又从冰箱里拿出两瓶可乐，一瓶递给董孝武，一瓶递给在门口等人的墨镜男，不过那戴墨镜的男人只是摆手，客气地拒绝：“不用了，谢谢。”

周长城就干脆把两瓶可乐都塞到了董孝武手上：“董哥拿去喝。”

本来董孝武和戴墨镜的男人到宝安办事，只是路过这儿，随便找了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店进来吃快餐，没想到还能遇见熟人，开了瓶铝罐装的可乐，大喝一口：“行，我不跟你说那么多，咱们互相留个电话，到时候电话联系，一定要约吃饭啊！”

于是这两个同学互相留了大哥大号码和BB机号，就挥手再见了。

等董孝武和那戴墨镜的男人上了路边随意停着的一辆皇冠车后，万云这才有空问：“城哥，那是谁呀？怎么没见过？”

周长城的朋友们她几乎都认识，就是昌江好多同事见到她都会喊她万云嫂子。

“原来在广州学车的同学，我跟你说过的，一个就是天河卖电器的黄锐鑫，一个就是董哥。”说到这些几年前的旧事，周长城就很兴奋，“董哥年纪比我和黄锐鑫都大，那时教练对学车学员态度很差，要不就中午太阳最大的时候安排我们去练车，都是董哥去协商的。以前只要去驾驶学校上课，我们三个都会聚在一起吃饭。驾驶学校那地址你也知道，郊外地方，董哥身手好，还带我们去掏鸟蛋，吃烤鸡。真没想到他也来深圳了！”

周长城的话刚落音，在一旁的万风就插话进来了：“姐夫，你还会开车呢？真厉害！”不过，随即又一副很自豪的样子说，“我也会，我跟我们原来汽车站的师傅们学的！”

万云打击他：“有多了不起？你姐我也会。我的驾驶证比你还要早拿两年呢。”

万风瞪大眼睛：“不会吧！？二姐，你也会？我怎么都看不出来呢？”

“又不是多难的事，我跟你姐夫刚到广州没两年就考了。”万云想到这个，又笑起来，当初还是为了让桂老师不酒驾，夫妻两个轮流去考的驾驶证，过去的日子真是跟流水一样。

而胡小彬从后厨出来，略带忧伤地说：“怎么就我不会开车？”

万风：“但是你现在能做好多大菜啊！”

众人就这么笑笑闹闹地过去了。

第二日周长城回到昌江上班，他和董孝武也没有即时联络，周长城忙起来就渐渐把这次重逢放到了脑后。遇到朋友是喜事，但工作上就有些不顺畅起来。

这回还是罗四桢那里的事，在魏振汉忙得冒火的时候，四桢精密再次送来合格率较低的产品，这回魏振汉没有告诉周长城，而是在会议室，拉了质检、采购、财务、技术的几个人一起开电话会议，跟他们说：“这个供应商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上回周经理已经提醒过他们的罗总，罗总后来也重新送了新品过来，勉强过关。这回又来，是不是不想跟我们合作了？”

大家又问财务目前付了多少账款，财务的同事说已经付了五成。

香港那头的采购代表便让财务停止付剩余的尾款：“我派人过去再找找他们负责人，看他们要怎么处理这批货。”

但是采购派出去的人，三番五次都没有见到罗四桢，他不在办公室，其他人在，但做不了主，搞得有些无头无尾的。

这件事，论起来其实跟周长城是没很直接的关系的，但刚好姚劲成那时已经回来了，他带着大展雄风的心情从美国回到香港，在香港调整了一周后，再来深圳的。

听说四桢精密那头已经是多次出现这种以次料充好料来做产品的情况，姚劲成勃然大怒，认为罗四桢不把他们昌江放在眼里，第一回就当是失误了，但隔了几个月又来，这跟诈骗没什么分别，很是光火，先是把采购的人骂了一顿，认为他们在最开始就不该付五成款，接着又把周长城骂了一顿：“周经理，你作为项目部的负责人，可有考虑到供应商的这点狡猾性？每一个订单外发的时候，你是怎么让你的下属去跟进工作的？我是不是说过，工程师要对应好每一个环节，尤其是用料的环节，绝不能让他们偷工减料？”

这点周长城确实是有责任的，这个骂挨得不冤枉，因为在和这种制造类的供应商合作时，他们做好设计和技术支持，到真正要生产的时候，确实应该由项目工程师在每个环节签字确认，大概也是看罗四桢前面的单子都能做得好，同事就稍微松懈了些。

但是接下来姚劲成的话就有些无理取闹了，甚至说得有些不清不白的，因为姚劲成看了去年审厂的领头人正是周长城，他说：“像这种审核，不单只要审他们的厂房、机器和技术能力，往后还要审核他们负责人的人品如何！”

不止周长城，就是采购的同事都觉得荒谬，可这是老板，无人吱声。

当初跟周长城一起到深圳来审厂的其实还有另外几个技术的同事，大家也都在座，可姚劲成偏偏揪着周长城骂了最久，没办法，因为他是这几人中职位最高的。当然周长城作为一个职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认为姚生是借题发挥，只是前面也实打实在细节上出了纰漏，他只是安静地听着，没有任何反驳和解释。

姚劲成骂起瘾了，又翻着周长城最新排的项目表，不满其中的先后顺序，拿出笔，按着自己的想法重新标写一二三四，不满：“周经理，你看看，深圳厂花了这么大功夫，有这么多机器，宝安和龙华都有供应商，你还要把订单放到广州厂去。人员和资源的分散，聚不到一起，怎么能用最高效率去服务客户呢？”

周长城接过姚劲成丢过来的项目排期表，皱眉，他这么安排是有自己实际的判断理由的，如果是在去年没有发生“五百块红包事件”，周长城还会争一争，但现在他只是很平静地说：“好，就按照姚生的意思去重新安排。”

姚劲成尤嫌不够，又开始说周长城对于项目人手调配不够灵活细致，现在项目部的工程师工作分得太散，每个人都独立向周长城汇报工作，彼此没有关联性，而销售的同事每个人手上都有十几个客户，每个项目分在不同人的手上，那开起会来要找人就太麻烦了：“周经理，要是你这里忙不过来，我们就再成立另一个项目组。”

其实项目部门的人就十个出头，周长城为了锻炼这些人，每个人手上的大小订单都是相互交叉的，这样对于个体员工的成长会更快。当然，办法这种东西是没有天下第一可言的，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开会时提出来，大家按着真正的情况，及时调整就可以，姚劲成却在讨论四桢精密的会议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客气地批评。

刚开始周长城听到姚生说自己对下属的管理不得当，还要另外成立一个项目部，还稍稍惊讶了一下，姚劲成并非刻薄的人，他想姚生估计还有另外的情绪没发出来，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忽然间又不愿意放权了，随即很快冷静下来，便问：“那姚生的意思是，项目部门的单个工程师最好只跟一位销售同事的订单是吗？”

姚劲成听了周长城这句不软不硬的钉子，又不作声了，只说：“我再考虑考虑。”

散会后，周长城在办公室坐了会儿，看了眼姚劲成刚刚在会议室圈出来的项目排期顺序，让丁万里带着同事们去重新安排。

丁万里看着这打乱的排序，苦着脸说：“周经理，怎么又变了？这些排在前面的，胶料和钢料都没到，排到后面的都可以安排试模了，不够人用啊。”

周长城也不是没有情绪，他尽量克制地说：“这是姚生的安排，按他的想法去做吧。”

丁万里看周长城的脸色也不对，心中抱怨，也只好领命而去。

等关上办公室门后，周长城还是给罗四桢打了个电话，劈头盖脸地问：“老罗你究竟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要离开深圳？就算真的要离开，手头上的事也应该做好。我说句不好听的，山水有相逢，你现在回到福州去，你怎么知道昌江以后不会到福州去开厂？说不定日后大家兜兜转转还会再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