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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七十九章 谋反案七（第2页）

司马光就比较耿直，直接道：“是权力。”

刘述面色一惊，但很快就明白够来。

张斐一直强调，将“恶”束缚，那么问题来了，此“恶”为何能够挣脱束缚，根据牛顿定律，背后肯定是有一个力在推动此“恶”去冲破束缚。

官场中是没有什么地心引力的，官场中就只有一个力，那就是“权力”。

那么再回过头来看，束缚的也就是权力。

吕公著又问道：“二者孰优孰劣？”

“？？？”

几个当代最聪明的人，不禁也是面面相觑。

文彦博抚须道：“其实二者所追求的结果，可能都是轻徭薄赋，只是采取的手段不一样。”

他还是认为此与二者的理念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儒家系统中，君主是核心，故此是以规劝君主为主，若不分善恶，又如何去规劝君主，总不能劝君主行小恶，勿施大恶。

在儒家体系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有对立面的，对错，善恶，君臣，父子。

故而，苛捐杂税是为恶，轻徭薄赋是为仁。

　　法制之法则不同，它的理念是捍卫正当权益，在这个理念下，收税就是一种恶，收税绝对有侵犯个人正当权益，但这又是必要的，而法制之法是不需要去分善恶，因为他本身就能将恶给束缚住。

但束缚住的结果，多半还就是轻徭薄赋。

这跟法家之法是极为不同，法家之法并非是强调束缚恶，而是强调逾越者为恶。

在法家之下，税是可以无限膨胀的，这不是恶，但若你不交税，这就是恶。

但是在法制之法下，税本身就是恶，必须得束缚住，不能无限膨胀，必须得小心谨慎。

法家和法制，行为其实是类似的，只是对“恶”的定义不同。

那么文彦博就认为，孰优孰劣，是见仁见智。

但是富弼却不这么认为，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可分出优劣。”

文彦博的孰优孰劣，其实站在统治阶级，也可以说是站在士大夫阶层，对于他们而言，这只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但是富弼是站在百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若从百姓的角度来看，会更偏向哪种？

肯定是倾向于定义为“恶”。

轻徭薄赋，百姓也不一定承受得起，当然也是恶。

文彦博又问道：“那富公以为，孰优孰劣？”

富弼先是一愣，旋即皱了下眉头，摇摇头道：“这还真不好说呀！”

此孰优孰劣，问得并非是儒法理念之争，而是指当百姓将税全部定义为“恶”和将税区分善恶。

此问，就是从治理的角度来看。

但这是从未有过的概念，富弼也不知道，当百姓认同这个说法，到时是增加治理的难度，还是减轻治理的难度。

到底孰优孰劣，他也不敢妄下评价。

司马光突然道：“虽说百姓可能会倾向于不可缺少的恶，但我以为这并不利于朝廷治理，若都定义为‘恶’，百姓是难以理解的，可能会认为交税就是恶行，因为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懂何谓‘不可缺少的恶’，若分善恶，百姓是能够更好的理解，同时也能体现君主的仁政。”

刘述点点头道：“君实所言甚至有理，可如今此话已经传出去，我们又该如何避免？”

司马光却也不知如何回答。

吕公著突然道：“这个问题，一日两日是讨论不明白的，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坐下，边吃边谈。”

这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思想方面的不同，王安石是非常支持不可缺少的恶。

因为在王安石看来，在收税方面强调仁政，那就是伪君子的行为，上面天天仁政，下面天天叫苦，就不如承认这是恶，不管是增税，还是减税，都有道理可依。

如今就是只有减税有道理可依，增税就找不到道理，但国家有些时候，是必须要增税的。

而司马光还是更偏向于传统。

然而，他们这些学问大家，都未有讨论出一个结果来，可见这个话题是真的具有争议。

整个中午，都没有人再关注什么谋反案，大街小巷，全都在议论这不可缺少的恶。

说到底，谋反案多数人也就只是看个热闹，干他们屁事，但税收跟每个人都有关。

大家都在讨论，到底哪种定义对咱最有有利。

但正如富弼所料，多数人都更偏向于不可缺少的恶，倒不是说他们悟透此中道理，而是当下的税收制度，令大部分人都感到非常不满。

反倒是税务司给予了他们一丝希望。

热闹的正午过后，下午继续开庭审理。

下午坐在犯人席上的不再是吴天，而是齐州非常有名的豪绅罗海，而他姑父徐治中便是开国功勋之后。

相比起之前审问吴天，权贵们显得更加紧张。

他们也不见得跟罗海认识，但是他们清楚，罗海是代表他们整个阶层在这里受审。

张斐站起身来，“罗海，你与吴天可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