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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朕要打死他！（第1页）

赵骏浑然不知道自己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骑绝尘。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客观原因以及为什么会受到几乎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抵制。

归根到底，范仲淹改革的十条当中，有五条都是针对冗官问题，剩下五条，才是富国强兵和厉行法治。

所以他主要改革方向还是三冗之一的冗官问题，想要通过裁减大量人浮于事的官员，精简机构，加强效率，来达到节省财政、澄清吏治的目的。

但还是那句话，这么做触动的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作为利益失去者，他们自然要联合起来贬低新政，把范仲淹踩到土里去。

如果宋仁宗有魄力的话，就算是得罪了士大夫阶级，手里握着兵权，他们也翻不起什么风浪，该被裁员还是得被裁员。

可宋仁宗摇摆不定，听风就是雨，渐渐对范仲淹不信任，使得改革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黯然落幕。

这就是赵骏为什么会认为庆历新政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宋仁宗。

事实上这次改革对大宋非常重要。

要知道宋朝官员数量是汉代的六倍，唐朝、明朝的两倍，并且往往很多官员都身兼数职，有寄禄官、职事官、散官、勋官、贴职、爵位等等，每一个职务都能领一份工资。

所以看似宋朝官员只是唐朝明朝的两倍，可如果按照身兼数职来算的话，那么官员数量比唐朝明朝多个三倍不止。

而且他们的工资普遍比其它朝代都高，如跟明朝官员比，宋朝低级官员俸禄是明朝同级官员俸禄的五至十倍以上，宰相级别甚至能达到百倍差距。

同时宋朝官员数量太多，而部门又少，导致大量官员被授予虚职，官员没有实权，加上各部门机构臃肿，办事效率极为低下，很多官员领着高额的工资，每天无所事事，纯粹浪费国家财政。

所以要是范仲淹真的能解决冗官问题，裁减掉一半的官员，那么朝廷每年的财政支出，将减少千万贯以上。

这笔钱对于目前每年军费开支达到四千万贯以上的大宋来说，无疑是笔巨款。

除此之外，范仲淹也想改革兵制和法律。

要是能把冗官问题解决，再改革兵制，减少军费开支，那么大宋的财政将会无比健康，有钱有军队有底蕴，北宋历史至少能延长一百年以上。

可连冗官的问题都解决不掉，更别说冗兵冗费的问题。因此范仲淹改革仅仅持续一年零四个月就被叫停，可谓草草结束。

而相比之下王安石改革虽然问题多多，造成动荡和后果都不小，可持续时间非常长，长达十五年之久。

就是因为王安石有宋神宗坚定不移地支持，直到宋神宗去世，改革才被迫终止。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赵祯这货，让范仲淹没办法完成改革。”

赵骏拿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综合对比，说道：“国家的改制一定要最高权力者坚定不移地完成，除非是错的，像王安石变法那样。可惜范仲淹方向对了，得不到支持。王安石是方向错了，却得到了支持。”

这句话说完之后，赵祯脸色复杂，万万没想到，庆历新政失败的源头，居然是他。

范仲淹看了他一眼，默不作声。

毕竟是皇帝，他再怎么样，也不可能不满。

所以沉默许久，范仲淹才问道：“为什么说我......范仲淹的方向是对的，王安石的方向是错的呢？”

“因为吏治！”

赵骏斩钉截铁地说道：“伟人曾经说过，王安石是一個脱离实践的理想主义者。青苗法在构思上应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那它为什么会失败呢？原因在于吏治太差！”

“宋朝虽然商品经济发达，不是特别抑制商业，导致经济活跃，比较有钱。但它的本质还是落后的封建制度，农业生产依旧以小农经济为主。”

“小农经济的特点是什么？脆弱！”

“老百姓靠天吃饭，面朝黄土背朝天，全靠老天爷赏饭吃。今年风调雨顺，什么自然灾害都没有，各地粮食丰收，市面上粮食充盈，会造成谷价下跌。”

“要是来年到处去都是天灾，自然灾难频繁，造成粮食减产，就会造成谷价上涨，这就是谷贱伤农，米贵伤民的根由。”

“而且农民经常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农作物还没有长熟，家里就断粮了，无奈之下就只能找人借粮，乡里的地主就会让他们用土地做抵押，形成了高利贷。”

“运气好的时候，农民通过来年的丰收还可以偿还。可一旦运气不好，突然遭遇天灾，造成粮食减产，无力偿还债务，他们的土地就会被地主收走。”

“王安石认为乡里的地主通过借贷，大量兼并百姓的土地，让百姓要么成为无地的流民，要么就只能成为大地主的佃户，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干脆让国家放贷，以较低的利率，让官府借钱给农民，帮助农民渡过难关，等到来年丰收的时候，就把钱再还给官府。”

“听上去是不错，而且官府也不会让农民以土地抵押，如果形成良性循环的话，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问题在于王安石没有把吏治搞好，导致下面的歪嘴和尚太多，最终把青苗法这个好经给念歪了。”

“一个政策要推行下去，必然要经过各层官员。但到了宋神宗时期，北宋的基层官员已经烂透了，有贪官污吏者、有尸位素餐者，甚至还有只着眼于政绩者。”

“比如说某地风调雨顺，百姓并不需要这个借贷。当地官员为了政绩，强行推下去，搞得天怒人怨。”

“还有地方，地方官员肆意提高利息；王安石规定是两成利，当地官员就多加几成，多出来的自然落进了那些官员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