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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六章 超级加倍武装征税（第1页）

万士和把殷正茂攻克吕宋，描述为了一种误会，这是一种极其不要脸的做法，但是稍微曲笔一下，就格外合理了。

到底是结果重要，还是过程重要？其实是结果之后的影响和反馈，最为重要。

“汪道昆等人上谏，松江造船厂之争。”张居正拿出了另外一本奏疏，这次的廷议主要内容就集中在了开海事上，想要开海，必然有船。

大明造船的事儿，出现了一些波澜。

主要是三种思路，第一个是遵循祖宗之法，全面仿造大明永乐年间的船舶；第二个是全面仿造洋船；第三个则是中西结合，造出属于有着大明特设的船只来。

第一种思路很难实现，当初造船用的木头，那都是集天下之力营建，短时间内想要恢复祖宗荣光，实在是有些困难，而且一百六十年前的造船经验和思路，放到眼下，的确是有些落后。大明在造船上失去了商品优势。

而第二种思路就是眼下松江府在做的事儿，这也是红毛番为何要在吕宋设置船厂的原因，如此适合造船的木头，在红毛番控制的地方，根本没有。

只分布在麓川的缅甸、暹罗、安南等地，就近取材营造也很方便，万里海塘有柚木，这种硬木造船最为合适，而且麓川的柚木产业链极为稳定，供货量足够大，能够立刻造船。

所以才有了三桅商船的仿造，动作极快，就已经有了船只下水，这是一种组装，同样也是对大明造船能力的恢复，大明东南造船业不是没有，而是受限于长期海禁，规模有限，朝廷办事，那自然是攥紧了拳头办大事。

而第三种则是海事堂的意见，改良，也是大明朝一贯的做法。

在泰西船只上，大明水师也发现了一些缺点，并且已经进行了改良，比如大明使用的硬帆，就远比软帆要实用，而且能兜八面风，航速更快，比如泰西船只并没有水密舱的设计。

永乐年间的水密舱设计，仍然领先于泰西，而且结构简单，易于改良。

“原来如此，福船之所以叫福船，原来是有福之船。”朱翊钧看完了汪道昆的奏疏才知道，福船二字的来历，因为有水密舱的缘故，导致船只在航行中，因为透水事故沉船的概率从九成降低到了两成，有福之船。

在水密舱内，有一个，水眼孔位于隔舱板的底部，当隔舱板进水时，它会在水的压力下，迅速地将水眼孔堵住，防止继续透水沉船。

泰西船只一旦透水，几乎是必然沉船，而大明的水密舱思路，则是将船只分成一个个的密闭的房间，一旦有渗水，封闭一仓，防止船只沉没，所以才叫福船。

这些古今合力，中西并用的思路，立刻就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声音，连朝堂都听到了他们的奔走呼号。

张居正沉思了片刻说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取长补短去芜存菁。”

大明失去了船只上的商品优势，是大明失去了一百四十年，失去了船只的供应链，包括了木、竹、铁、油、麻、藤等供应，光是料就有四十多种，朝廷要造海船，这些自然要通通打通。

商品优势的丧失，并不代表着大明设计思路已经完全落后。

造一艘船绝不是那么轻松简单，比如光是这个铁就有切铁、钢铁、建铁、新钉、黄钉、钉坯、铁线、铁砧、铁条、篙错、秤铊等等数种，这些都需要工办。

松江府造船厂，从清江府、苏州府、淮安府、扬州府等地一共招募了三千二百六十名船匠，六千多名力役，还有用工办料南兵三百一十七名，专门负责守备、法例等事儿的稽查。

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想要实现它，必然需要一个高效的朝堂去调度，显然考成法之下的大明，可以做到。

松江造船厂从设立之初，也曾陷入了短暂的迷茫之中，钱花了、人到了、料到了，到底造些什么船比较合适？殷正茂打下来吕宋，把马尼拉造船厂里的资料，一股脑送到的松江府，既然红毛番用这种船只远渡重洋而来，那就造这种船先凑合着用，先解决有没有，再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显然松江造船厂和海事学堂都对解决好不好非常关切，古今合力，中西并用就成为了一种主流。

这种古今合力，中西并用也不只是小皇帝第一个提出来的，大明改良鸟铳、佛朗机炮，都是基于这种思路，这种改良的思想，历史悠久。

这件事还真得朝廷来做个决断，而且需要决断力，否则吵起来没完没了，也没有人能担这个违背祖宗家法，祖宗的东西不好，洋船好的风力舆论一起，船厂还要不要干了？松江造船厂当然知道怎么做才好，但是如此的政治压力，不是一个造船厂能够决定的。

这就是大明政治僵化的具体体现，当一个新兴事物出现的时候，首要考量的是政治影响。

这句话本身就是朱翊钧对外交流的批示，也没什么好反驳的，要骂也是骂嘉靖老道士，他最先开始改良火绳枪，改良佛朗机炮，这是祖宗成法，敬天法祖那可是乾清宫的四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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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议仍在继续，吵闹的事儿还是收正赋的问题，国不富、民也穷，而且还田的问题也是个摆在案桌之上一个极大的问题。

“还田之后如何收正赋呢？过去的粮长因为长期的兼并已经革除，眼下大明的正赋，根本就是抢，权豪大户收不到，只能从小民身上搜刮，小民又没有，每年夏秋两税，都要打起来，着实是难办。”万士和谈到了大明的普遍现象。

海瑞也是有些感慨的说道：“确实普遍如此，我在应天府的时候，也发现了这种恶性的周而复始。”

“所以殷部堂在极南，又是拆门又是搬床，朝中知其鱼肉缙绅权豪，可是能如何？这匪剿不剿？这倭寇平不平？只能任由殷部堂为非作歹了。”葛守礼也满是感慨的说道。

海瑞鱼肉缙绅被弹劾回家闲住不得签书公事了，而殷正茂已经登门踏户了，朝中不闻不问。

大明朝堂的明公们，是陛下鉴定过可以带到太庙给祖宗们看看的臣子，不是臭鱼烂虾，也不是酒囊饭袋。

其实他们讨论的，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遍布大明内外的普遍现象，也是一个不能触碰的话题，小民武装抗税，或者说民乱。

权豪们是极其擅长一个王道法门，制造民乱。

那就是将朝廷收税的压力向下转移，逼迫朝廷不能增税，甚至不能收税。

这也是当年倭患的主要矛盾，朝廷要收税，要设立月港都饷馆这样的钞关抽分，权豪们，就立刻向下朘剥，酿起民乱。

这就是顾绍芳那个秀才面对朝堂还田命令时候，出的绝户计，权豪们也早就形成了路径依赖，把百姓逼到没有活路，落草为匪，入海为寇，逼的朝廷不能收税。

悲观的王之诰略微无奈的说道：“姑息贿政大弊已成，积重难返。”

“难难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掌翰林院事王锡爵也是感慨万千。

一个死结。

地方官员，想要完成朝廷派发的赋税，就要姑息地方大户，否则大户不纳，就得下乡搜刮，下乡搜刮，百姓就用自己能用的一切来反抗征税，也不是小民们对朝廷不尊重，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地方大户侵占了多数的生产资料，却不肯纳，小民们就要承担这些税赋。

朝廷的鱼鳞册就在那里放着，一个县多少地，该有多少正赋就在那摆着。

这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在税赋上的具体表现为：地方官要想收税，就必须要姑息占据了绝大多数生产资料的权豪，越是姑息，生产资料越会集中权豪手中，甚至包括了百姓本身，利用土地进行强人身依附，不是什么稀奇事。

权豪挟地自重、挟民自重，就愈发张狂，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而地方官，就越要纵容权豪。